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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种种原因，甚至在一些有身份地位，似又有点学识的人士那里，也公然出来否认“大饥荒”的存在。我自己，算是那场“大饥荒”百分之百的亲历者；不仅见证了全社会大饥荒存在，而且见证过其中最可怕、最残酷、最违背天理人伦的“吃人肉”。
尤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吃人肉”，不是发生在哀鸿遍野的农村，而是发生在城市，发生在距区政府市政府不过数百米的市中心，对社会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半个多世纪了，对该事件的人和事，我记忆至今甚是真切；不仅当事人的身份姓名，我记得清楚，甚至连其音容笑貌，我仍还历历在目。
这是因为，当事人既是我同班同学（初中、高中都是）的父亲，而且是同居一条小巷中，相距不过数十米的街坊近邻。我从家里去学校上课，若走老校门，必经其家。若是从学校上街，不管走新校门、老校门，也必经过其家门口。真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长辈。
那个时候，自贡有两所著名的中学。一所是胡绩伟先生曾经入读过的自贡一中。另一所是谢韬先生入读过的，李慎之先生曾做过教员的自贡二中（今蜀光中学）。自贡一中前身是“培德女子中学”，由加拿大传教士于民国初年创建。中共接管后更名为自贡一中，“大跃进”时又更名为不伦不类的“釜溪中学”。后恢复一中原名至今。自贡二中则是抗战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原自贡私立蜀光初级中学基础上，投资新建的，据说仿天津著名南开中学的格局，气派很大。中共于1950年代接管后，改为自贡二中，后来又一度恢复“蜀光中学”的校名，至今仍是。
当年自贡一中有新旧两道校门。整个校园建在市区山坡顶上，进老校门要爬一二十级很陡的石阶。石阶上完，才是校门。校门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门楼，如今早已拆毁，连遗址亦荡然无存。新校门则是沿小巷往西一直走，到当年的自
贡报社及市广播站合用的一处西式别墅台阶前，拐个90度大弯，向北数十米即是。新校门可勉强通小车，不用爬石梯。老校门虽说坡陡石梯多，但无论上学还是上街都更近，许多学生都爱走老校门。
我那同学的家，就正对一中的老校门。也不是完全正对，而是小巷往西偏大约一两米。说是家，其实相当寒酸，不过是在小巷围墙上搭建起来的几间简陋瓦房。因为不敢多占小巷通道，屋子进深估计最多两米样子，说不定还要少。任何人从小巷经过，屋内破旧相及里面动静一览无余。这几间旧屋，大概民国时就有了，又在小巷中，中共建政后，也没因其有碍学府观瞻而拆迁。其实，就当时而言，整个城市民众，除了少数过去大户人家建政后又没被没收，及数量也不多的政权新贵，居所大都是那番模样。
我是1956年考入自贡一中的，是初59级6班。当年编班，可能是校方为方便管班，一律按家庭住址编，那年一中初中8个班，我在6班。我们6班，全部是一中新旧校门附近那几条巷子的同学，颇占地利之优。在家里，连上课下课的钟声亦可闻。这个当事人的大儿子，家在一中老校门，就此成了我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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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学姓罗，叫罗某祥，属班上的大龄同学。大我两三岁，且个高体壮，力气大，打架和劳动都是强者，在班上就多少有点让人瞩目。罗同学还有个特征，即青春期早，脸上就常有青春痘，男同学讥为“骚仔仔”，又戏称为脸上布满碉堡，也就此获得个雅号“罗堡”。以后，习惯长成自然，只要是非正式场合，几乎声喊声应。
初中毕业，正是1959年，大跃进热火朝天。四川境内新办了许多中专，同学多数分流，成绩最差的几个大龄同学，去了市干校。但升入高中的是少数。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罗同学没报中专，也没去干校，而是选择读了高中，按理他成绩不够好，三年高中后升大学的可能性不大。
那年自贡一中只招收了两个高中班，我和罗同学在2班，称为62级2班。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已成强弩之末，但受那种思潮影响，学生“支农”、“支工”劳动甚多，经常下乡下厂，劳动整周，甚至整月离校干活。罗同学力气大的优势，充分得以发挥，为此还连当了数届“劳动委员”，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班干部之一。平时不免就偶有得意之色流露，与同学说话带点领导口气。问题是，他考试成绩总不见长进，也不敢太得意，怕别人敲打他。
我们那三年高中，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年代。虽然是在城市，虽然是在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学，但大饥荒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
先说家里，那三年，我家就先后死了四位老人：我祖母、三祖母、我外婆，以及一个未成家数十年来一直寄居我家的孤老“陈幺爷”。
过去我家是个较大的家庭，1950年代中期卖房分家后，无后的三祖母及生活无着的“陈幺爷”，也随瞎眼祖母一起，迁到一中附近小巷的新家，由我父母供养。其后不久，外婆老来无依，也迁来同住。我家就有了四位老人。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大饥荒时饿死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城市户口，每月有一份微薄的口粮。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营养不良而死。当时，城市居民每月供粮22斤，后来为国家“自愿”节约一斤，仅21斤，平均每日7两。而且真正到口的没有那么多。
原因是大跃进搞“城市人民公社”，居委会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所有供应都不能直接到户到人。这样，能让居民真正吃到肚子里的又打了折扣。本来上面规定60岁以上老人，可以自行买那份口粮，自行在家做饭，不必去“公共食堂”受罪。但权力在居委会主任那里，居委会主任不批条子，你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也买不到口粮。
我亲眼目睹过，我年过六旬的外婆，想按政府规定，自己买口粮在家里做饭的恳求不被允许，反被那个女居委主任骂了一顿，回家只能暗自垂泪的情景。当然，那供应的口粮定量也更换不成同等数额的粮票（也正是当年粮票比钞票更值钱珍贵的原因）。这是毛泽东时代控制社会最极端的做法，哪怕城市居民，你也无法离开居住地，当然更不能反对什么人，否则死路一条。那时不是正式官员的居委会主任，乃至组代表（即居民小组长），也似乎掌握着居民的生死存亡大权。我家里的四位老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相继离世的。他们起码算那场“大饥荒”的间接受害者。
再说学校。承蒙当局开恩，供粮政策对学生多有照顾，尤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中学生每月定量最初好像是32斤，后来也是“自愿”向国家节约1斤，成了31斤。不管如何，每天能有1斤的供应。在学校伙食团，除每年有一段供应红苕的日子，每天吃蒸红苕外，一般是米饭（其中杂有少数打碎的包谷）。例行是三、四、三的吃法，即是说，早饭3两，午饭4两，晚饭3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