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在文人们的笔下，总是闪耀着崇高而又纯洁的光环，可谁能料到，在那日复一日，绵绵无期的生死煎熬中，亲情却又显的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1960年代初，母亲在城北郊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从乡下进城，都要经过一片旷野，因曾经是个柴草交易的市场而得名“草城”，好些年后才升级成了“草城街”。而此时没有交易只有荒凉，人们常常可以看见路边被丢弃的婴儿，有时尚可听到襁褓中嘤嘤哭泣，有时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老妻有这样一段儿时的回忆，她是大年初二出世，而她的一个堂姐是大年初一出世，当年全村人都以为这是好兆头。谁曾想，在1959年初，一个青黄不接的饥饿季节，为了给孩子一条活命，还不到四岁的堂姐，被丢弃在这里，从此杳无音讯。垂老的伯父母直到临终前，还念叨着这个不知死活不知下落的女儿。
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知道，在如今一片灯红酒绿的地面上，曾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定点“驿站”？近几年，风行起一股“寻亲”的热潮，在寻亲人流中，有一拨就是那个年代被丢弃婴儿。不难想象，分离半个世纪的亲人相见后，该是怎样的一个伤感、庆幸、痛苦、抱怨、悔恨、愧疚的尴尬场面。
学校里有个瘦高的L老师，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是学校附近的农村人口，他虽是国家教师，有一份供应的口粮标准，但官家派驻的一个委员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个教师都要和农民一样吃食堂，无疑，这是对教师口粮的又一次剥夺。
L老师全家五口每天从食堂里打饭。谁料到，就是那么些掺杂青菜萝卜的米饭和稀薄得照见人影的米汤，竟让这个家庭陷入了不休的争吵，或是为了米汤的稀和稠、或是菜饭的多和少，大家互相埋怨指责，都认为别人多占了自己的那份口粮。
无奈“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大家一致决定“单吃”，各自去食堂定量打饭，吃菜问题自然也是各自解决。令人称奇叫绝的是，这种“新体制”非常有效，分开后，三个儿子最小的才十二岁，他们的偷盗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胆子大办法多，且目标小，居然平稳地度过了灾难。L老师有国家供应粮垫底，也还好过，唯独妻子患了浮肿病，又不善于偷盗，结果还是没熬过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多少年后的，当我和妻子聊起这个心酸的往事时，她却和我述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她祖父的故事。
妻子的祖父原是个身材魁梧的庄稼汉，干活麻利，饭量也很大。可是，面对日复一日饥饿的煎熬，面对孙子们嗷嗷待哺的哭闹，他只有两条选择，自己要活着，必然要从儿孙们的口中抠出一点粮食，要儿孙们活着，他自己料定扛不过这场灾难。这个善良的老人，能有什么选择呢，为了省出自己的那份口粮给孙子吃，他索性吞食大量老鼠药，结束了生命。而家中则瞒着村干部，秘不发丧，连续几天多领了一份口粮，给儿孙们留下了一段温馨而又悲惨的回忆。
其实，这两件事都是真实的，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出现这类互为极端的悲剧。
一直以来，某些人总是以“自然灾害”来为那段饥荒做注脚，记得在1962年的一个七千人大会上，有个大人物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时隔四年，人家说他是恶意攻击，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记得在那个有十多个老师的中心小学里，确实有一位说话最算数的Z老师，他是学校唯一的“党外积极分子”，为了争取入党，他没少“积极”，他一举手一瞥眼都透露一股子“左派”的霸气。据说在反右期间，他曾活活打死一个姓S的右派分子，而这个右派分子就是曾对他悉心培养，并扶持他走上教师岗位的“恩师”。他曾是我的语文老师，可他心思全不在教学上，就是这个把“隋炀帝”读成“惰炀帝”的左派，却总是超规格地代校长言，那个党员校长也乐得有他这样一个唱红脸的帮手。同样是平起平坐的教师们都对他畏惧有加，像母亲这个有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女教师，更是见他便绕道走。
我亲眼目睹了Z老师为了能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当众对妻子儿女大打出手拳脚相加的残酷一幕。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积极捐献棉衣棉被。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为救灾而捐，而是公社实际棉花产量根本完不成国家下达的上缴任务，为争先进夺红旗，党委会研究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干部社员踊跃“捐棉”。捐献点就设在公路边，捐献的衣被，当场就会被拆开，撕成碎片，投入机器加工成棉卷，并立刻放入箩筐，上面插上小红旗，敲锣打鼓地送往县城。
那时，我家人口少，每年只有几两棉花票供应，母亲无奈，只好捐了她自己的一件薄棉袄，为此，她还受到校长和Z老师的抢白和嘲弄。Z老师那时正是浪头上的红人，这个表现的机会岂肯错过？他带头做表率，义无反顾地从家中抱出一床崭新的大棉被，谁知他的妻子从家里追出来，死死抱住棉被不放，并哭喊着：“我们娘仨就靠这床被子过冬，你抱走了，让我们死啊！”“求求你可怜我们娘仨吧，他们可都是你的亲骨血啊，冻死了，哪个给你家传宗接代啊！”
哭喊声让周围的群众伤神落泪，但Z老师不为所动，竟挥拳打起女人，女人还是不松手，发疯似地咬起Z的手，Z恼火万分，飞起一脚，把女人踢进路边的水沟里，头也不回地抱起被子，亲手把松软雪白的新被絮撕扯成片片碎叶，女人的哭泣声也在风雨中被一声声撕裂。
那次Z老师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扬，但却未能如愿入党，也许他的“壮举”让谁都会不寒而栗，心生惧怕。没想到的是，在母亲调离了那所学校不久，政治风向变了，他受到处分并坐了几年牢。并且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多次申诉，也没有被“平反”，似乎没有人原谅他、同情他，更没有人愿为他提供片言只语的证明。究竟是历史教训人？还是命运捉弄人，早知今日，不知Z老师是否后悔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