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以来，美国始终采取“军控三步骤”－减核、限核、废核－的方式，以避免军备竞争与核子大战。尽管“废核”目标始终并未达成，但美国向来采取“核对话”的外交谈判，避免核大国之间陷入“核武困境”（不透明与失控）。毫无疑问，这三份报告旨在对中国宣示，美国即将建构一套针对中国的“核打击战略”，而且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系统，也意谓美国已经从过去核战的“保证相互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进展到“保证你先毁灭，而我安然无恙”的战略新思维。

侵乌战争出师不义，拉拢中国充当战争共犯，是普丁自大而鲁莽的错误决定；藉教唆普丁开战，试图消耗美国实力，则是习近平的暗黑诡计。如今，中俄联合的假戏已经破局，证明了轻率鲁莽的普丁不敌老奸巨猾的习近平。如今，全球又将面对俄罗斯战败之后欧洲地缘政治的重组与权力变局，西方围堵的藩篱又将转移至中国这一阵地。繁忙的世界，真是一日不得清闲！

中共将走向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倒退之路，例如强制重庆1200万居民在烈日下做核酸检测，结果只得出2例阳性的“脑残防疫”；给鱼、鸭做核酸检验这种人要清零、动物也要清零的反科学笑话；以“自力更生”为名，投入千亿人民币搞“芯片大跃进”、结局却是“芯片大贪腐”；乃至下令禁止艺人取用外国艺名，以致如“辣目洋子”、Angelababy等艺人必须限期改正等等。凡此种种，必将造成民族智能的低下与种族基因的弱化，使中国人从“井底之蛙”退化至“井底蝌蚪”的境地。

除了支援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协助台湾融入和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之外，法案还载明协助台湾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参与，支持台湾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换言之，法案将台湾纳入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与金融体系之内；尽管法案声明仅仅支持台湾作为“非借款成员国”（non-borrowing membership）的地位，但法案建议美国必须保证并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影响力。

习李南北分头出访，恰巧反映了中共当前的政经危机。习近平以缅怀“辽沈战役”试图提振士气、巩固民心，实际上又是“大话治国”的再度表演，一个只能借用历史荣光来充当自己的顶上皇冠，正说明习近平底气空虚、良政无多；至于李克强在喊出“黄河长江不会到流”之时，虽然本意是指中国经济尚不至濒临崩溃，强调改革开放不回头，但是在强调“稳经济”之际，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经济大省要确保财税上缴中央，不可自给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库”，这透露出当前中共已经面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的窘态。

佩洛西访台的后续效应有二：一是破窗效应，二是领航效应；果然，8月14日，美国五位参众议员访台，商讨美台区域安全与军事合作议题，据闻月底之前又有美国另一代表团以及德、英等国接踵而至；这不仅显示“挺台”已成“国际政治正确”，也证明中共的侵台军演已引起国际公愤。我亦多次提及，在中共围台军演之后，美国必将开始修改“一个中国政策”。在这次G7的声明中，对于“一中”加注了“where applicable”的限定语，意指“一中”有时候适用、有时候不适用，也就是“where inapplicable”。

佩洛西访台，清脆而响亮地打破了中共设置的玻璃窗，拆除了中共“一个中国”的紧符咒，让台湾的“民主暖风”吹出窗外、涵濡世界。在全球主流媒体以“头条”地位关注佩洛西访台事件时，台湾的能见度与重要性被全世界清楚地看到。这种能见度不是因为一件“轶事”或“趣闻”被世界所议论，而是台湾作为一种“价值主体”的能见度，一种坚守民主自由却长期忍受中国霸凌的能见度，一种台湾人的坚忍与自信，也让世人看清“一个中国”的暴虐与欺凌。

在我看来，消息既已曝光，除非佩洛西取消整个出访东亚的行程，那么佩洛西就不能排除“顺访”台湾。理由是，佩洛西包括日本、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及停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整体套装行程，如果剔除了台湾，那么所谓“台美关系坚若盘石”就是一句空话！也显示美国惧怕中共的威胁与恫吓，那么美国所谓坚定的同盟关系也将彻底瓦解。实际上，作为美国“第三号”总统继承人的佩洛西，此行具有明显代表国会立场的“战略巡视”意味。

作为民族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固然是全体中国人惨痛的记忆，但历史事实就是事实。改写教科书或窜改历史事实，并非记取民族教训的正当途径。实际上，中国对香港进行“去殖民化”，目的在使今日香港“内地化”和“中国化”，也就是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变“港人治港”为“爱国者治港”，最终杜绝香港独立的可能诱因，也就是窜改历史为政治利益服务。

美国面对中国威胁的各种作为，多属倡议、框架、草案、报告、听证、演说等等，修辞多于对策、宣示多于行动、象征多于实质，也就是名不符实。这种拖延惯性，源自于美国一种“国际家长主义”的意识，认为美国一言既出，世界就会言听计从；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修辞性战略”，采取的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瓦解的策略，久而久之，在一种“修辞疲劳”之下，美国就无计可施、不了了之。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判若两人。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策士大约有三种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美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这三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习近平主义，一种“硬汉打铁”，一种标举“唯我正确”，一场号召民族复兴而称霸世界的梦幻组曲。

尽管美国一再规劝或警告中国，不要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制造紧张，但美国“言者谆谆”，中国“听者藐藐”。美国的劝告既无法阻止中国与索罗门签署安全协议，试图从南太平洋突破美国的第一岛链，也无法阻止中国派出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军演，摆出不惜与美国一决死战的姿态，更无法阻止中国拉拢若干国家，对美国进行“扯腿外交”。既然对中国屡劝不听，那就只好棍棒伺候。

尽管IPEF不会如中国所唱衰的“必将失败”，但仅仅排除台湾这一点，就注定这个经济框架是一个“断链框架”。美国不时宣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但在关键性的国际经济框架下，却因避免触怒中国而排除台湾，那么所谓“磐石”可能只是“一盘鹅卵石”。我一再提醒，“大国承诺”可以听听，但不可轻信。台湾执政当局的“单方押宝”，须再深思！

世界格局已经处裂变和解组的路口。尽管俄乌战争短期不会结束，但对美国而言，俄罗斯必须战败，这对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如果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以侵略为本质的“军事冒险主义”必将获得鼓舞而四处扩散，这将对例如中国、伊朗、北韩等等“以谎言构筑暴政”的拥核国家，产生激励与模仿作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大中东地区，都将陷入战争的阴影之下，导致世界更加不安与震荡。

自俄乌开战以来，美国不出兵，北约不介入，联合国只会开会作出象征性决议。无论是美金、英镑还是欧元，西方国家都愿意慷慨赠与，库存武器也愿意拨付给乌克兰，乃至于提供技术指导、通讯支援、舆论谴责，但就是不敢与普京正面对决。这就是西方“我出钱，你打战”的代理人战争。怕战、厌战、拒战，特别是害怕与普京兵戎相见，这就是“三战”终将爆发的原因所在。

普京也许认为习近平动机纯正，但处于当今战略互疑年代，习近平要取得乌克兰、欧盟、北约、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任，非常困难。特别是中国在俄乌战争期间采取“亲俄反乌”的立场，不可能取得乌克兰的付托与信任。中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goods）的搭便车者，不是生产者与提供者；在缺乏战略互信之下，难免引来“请鬼抓药”的猜疑与嘲讽。

稍具病毒学知识的人皆知，“突变”是生物演化的重要因素，一旦“变体”找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取代“原体”而成为新的增值主体，并形成新的寄生方式和传播链。换言之，病毒的转换远胜于人类的应变。清零，是一种对传染病科学的无知，但在共产党逻辑之下，无知就会变成“举国体制”，灾难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