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明报》参观，我还有几分感动。它的印刷厂在楼下，编辑部在楼上。走进印刷厂，一股久违的油墨气味。多年前我在《成都商报》做夜班编辑的时候，去印刷厂做过几次第一读者，就是这种味道。楼上编辑部也和成都商报差不多，就连新闻奖的设置也相似。这让我想起以前在报社上班十几年的日子一一本来...

这也是我选择开书店的一个原因：一家书店的意义，可能要很久之后才能体现出来。即便是活两三年的书店，也能从根本上帮助到一些年轻人。2019年我在日本访学的时候，井奎在哈佛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后来，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也专门去过两次哈佛，走在校园里，想起他发给我的在哈佛雕像下的照片。我们都是河南乡下的孩子，能走这么远是一种幸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相互鼓励和支持，我还记得去哥大访学前，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他，咨询在美国的生活问题。

不管是什么大舆论核力量让书店活了下来，我都心存感激。因为我过几天准备去成都，原以为是去告别，去填补遗憾。到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说，我是来逛有杏书店的。

秋天，我们收获着有杏越来越棒的活动。冬天，有杏书店终于说告别。在各种情绪退去后，我心中是从未改变的相信：去做，就是去成为。张丰让更多人看到人可以活出人的样子；有杏书店的存在，则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有杏书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开始了。

他们可能看“打仗”很敏感，书店要和谁打仗呢？其实，我更在乎的是“美好”这两个字。昨天上午知道书店必须关门的指令，按照常理应该保持沉默，过几天再“平静告别”，但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习惯。店员在等待，“是怎样的消息？”我回答：书店要关门，一个月内。她们开始以为是玩笑，后来就不怎么笑得出了。

很多人时常感到焦虑和愤怒，不过是因为常识不足。就像前段时间的预制菜风波。我专门去吃了一次西贝，在成都它当然算是难吃的餐厅，但是如果从健康角度，很多“美味”的苍蝇馆子，肯定要糟糕得多。连锁餐饮比路边摊更健康，因为它有监管和流程控制，也时常受到监督。我认为这就是常识。

董明珠说格力坚决不用归国的海外留学生，因为留学生里可能有间谍。这当然很愚蠢，但是对格力未见得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很多买空调的人，也许也是这个认知。我看新京报专门发了一篇评论批评董明珠，观点我很赞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新京报现在招聘记者，会不会用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

这个书记喜欢“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这也是三河县的发展战略。手下搞成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绿色的。这是领导的本意吗？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能猜到的是，他一定是知道下面这种做法的，并且没有禁止。手下人不知道这很荒唐？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在乎，因为重要的“贯彻”领导的意思，领导喜欢的是“贯彻”。获许他们还会想深一点：领导搞的这个荒唐做法，本来就是要考验大家，看贯彻得是不是彻底。

只要你骑行在道路上，你就会感受到自由。这不是约翰-穆勒或者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而是更本质的肉体移动的自由。有些学校向同学们发放“临时出门证”，这又让人想起过去几年的时光。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骑行。是啊。一切都是临时的，都不被自己掌握。那么，就让我们去受累、去流汗，用父母给的身体和体力，证明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

在当下环境中，坚持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很重要的行动。写作是危险的，也是艰难的，经常受到攻击——而项栋梁看上去还那么健康，旅行，享受美食，这对人实在是一种安慰。

我明白劳教授想留在加拿大没有多大困难，如果真的留下也完全理解，应该祝福。但是当她说“我已经回国”时，我也为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我想告诉她：真正的远方，也许就在脚下。这是我最近的感悟。回来后，我认真经营自己的小书店，发现它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就在眼前，但它有那么多动人的、荒谬的，甚至是危险的东西。

当下，很多人出于一种恐惧或“假想的最坏结果”来行事。这是中国智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智慧，才让一些事变得更坏。反过来说，如果你选择“有所作为”，又会怎样呢？实际上，成都失去了美领馆，又失去了何伟，终究是损失。如果换算成钱，值多少个亿？当然，撤销领馆不是成都能决定的，但是“失去何伟”，却是一个失误。

朱学东老师在江苏老家的书房要拆掉了。老家房子要拆迁，考虑到父母的承受力，弟弟已经签了字。我完全理解朱老师对弟弟的理解。但是那种痛心也是真实的。朱老师说，以后和故乡的关系，就只是和父母亲人的关系了——土地，乡土，和文化记忆，这些附加值就没了。前些年，朱老师把...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自己不穿和服，就不会有事。但是，如果和服被全国各地禁止，下一个攻击物件，可能是西装——看这名字就伤害了中国人感情。实际上，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确实痛恨穿西装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普遍的衣服是中山装。后来我了解了一点历史，知道“中山装”也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服装。如果完全正确，或许是该穿汉服？中国历史上对服装、发型非常在意的时候，往往都是“历史的坏时刻”。

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

学生抢话筒，说他崇洋媚外，而且高喊“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很多学生跟着大喊口号，而且走了一大半。如果最后老师和学生都不被处理，这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很明显老师会因为讲座而受到惩罚，而全网舆论沸腾，基本上都是对老师的指责。很明显，那个老师不是什么“反贼”和敌对分子，他能经常去中学演讲，说明思想是过关的（知识水平则可疑），他应该不会想到小将们现在这么激进了。

到处都是葬礼。火葬场很忙，而操办葬礼的厨师开始短缺——有大量死亡，也有大量悲伤，但是，却没有媒体所号召的‌‌“少聚会，少办红白喜事‌‌”，人们反而更执意地要送别亲人。葬礼中，可能有大量的人处在发烧中，人们并不在乎；可能也有人会在葬礼中感染，他们也不在乎，反正迟早都要感染。这是一种纯粹前现代的、自然主义的面对瘟疫的态度，人们向命运呈上自己的生命。存在一种奇怪的悲壮情绪。

印尼一对夫妻日前举办婚礼，不料妻子在洞房花烛夜时，进房就看见新郎坐在床角啜泣，紧张的立刻上前关心，并询问对方哭泣的原因，没想到新郎竟回答我太想我妈妈了，让她既傻眼又无奈。影片曝光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感觉像嫁给一个小学生。综合外媒报道，印尼女网友@sfitmly在TikTok...

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生活和周围的社会，已经在悄悄改变。晚饭后，一位外地过来的朋友问我：经历封控之后，成都有什么变化吗？我支支吾吾。‌‌“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没把握，又补充道：‌‌“也许，有的人的状态还是不同。比如，很多人在管控中发现了开心的一面，会喜欢这种管别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