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种意识形态死亡以后,它训练出来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同时死亡。一个人可以不相信毛时代的经济理论,却仍然相信政治忠诚高于程序;可以不再谈阶级斗争,却习惯用敌我方式理解不同意见;可以拥有很高学历,却仍然习惯用简单二元框架解释复杂问题;可以不相信任何革命理想,却仍然认为现实世界只有权力和利益最可靠。 如果要概括文革对这一代人最深的影响,也许可以归纳为三种彼此联系的断裂:规则的断裂,知识的断裂,意义的断裂。 文革政治真正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曾经告诉一代人:只要目的足够伟大,规则可以让路。而现代法治恰恰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原则上:越是相信自己的目的伟大,越需要让规则约束自己。也许这才是理解“文革一代政治人格史”最值得留下的一句话。
中联办是否受《基本法》22条规限,是否中央所属部门,是否应遵守香港法律,这些都是常识。中国过去公开发表的领导人讲话、文件、回忆录等都很清楚,硬要违反常识以歪理强辩,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连强词夺理都谈不上,因为连强词都没有,徒显辩护者无赖。杜汶泽喱骚日前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