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阳医学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假案，私设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疯多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有的人逼死后，竟惨无人道地将死者肢解作“标本”。

宋振庭我们见过有一类人，原本也是善良，后来官做大了，人便失去本来面目，变得自私冷漠，亲朋不认，甚至为了升迁，不惜整人害人。今天要说的这位，却是不失本性，无论做到怎样的官阶，他都不忘良善。又因为他是主管文化的官员，熏陶了一身文化气息，所以对于文化人，尤其亲近，格外敬重。他年纪轻轻就...

10月6日的记忆对于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每到10月6日这一天，大概都会想到33年前的这一天——在网上键入打倒四人帮就可以见到：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距离那年的春节还有一个星期，圣婴死了。她是一个音乐神童，一个天才，一个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天使。她本应成为一个国家的荣耀和骄傲。事实上，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她确实为她的国家争得了前无古人的荣耀。1953年，年仅16岁的圣婴初露锋芒，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

有位政治老师姓陈名为秀，与陈独秀的姓名只差一字，文革中，这竟也成了罪状。红卫兵把陈为秀捆绑了起来，说他是老“右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形势要求...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不是有几个都留着光头吗？”“造反派”头头说，“留光头干什么？向往蒋光头嘛！全是‘国民党’！不信审审看！”干校头头领旨，突击审讯几个留光头的人。果然“战果”辉煌。几个留光头的人忍受不了酷刑折磨，全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从此，再没人敢留光头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借用吉祥剧院，召开了一场批判会。会议按原定计划进行不久，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突然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搅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高...

人死总要掩埋，专案人员为了“方便”今后的办案，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割下他的大姆指头，装进玻璃瓶里，用福尔玛林药液浸泡起来，啥时需要他的手印，随时即可捞出来使用。

这个武装部长就把这几个人找到乡政府开会说：你们不是搞封建迷信建真武庙吗？我明天就去把那个庙拿炸药崩了。当天下午，这个武装部长就让人去领了炸药，准备第二天带民兵去炸真武大帝庙。第二天早上，民兵集合后却怎么也不见武装部长。于是就没去成。这个武装部长连续20多天没有上班，家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武安活水乡常杨庄放羊的村民在古武当山半山腰“拴马桩”处发现一个跪死的人，双眼被乌鸦啄去。报案后才知死者是要炸真武庙的蝉房武装部长。

卢晓蓉(二排中)彭云(前排右一)我们班当年有两个特别家庭出身的同班同学，第一个是卢晓蓉，她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抗战结束后，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

吹口哨者被带进“三代会”大院。吹口哨者被带到审讯室，先一顿拳打脚踢，来了个下马威。“你在外边吹口哨，是不是想和关在里边的‘国民党’联系？”“哪能呢，瞎吹的呗！”“胡说！联系上了你想干什么？”审讯人员这回到干脆，直奔主题，没绕圈子。吹口哨者是个农民，一个与世无争的农民能坦白交代出什么？最后，他惨死在酷刑之下。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县里那么多干部成了“国民党”，他说不上一个名子，落得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文革中红卫兵打倒走资派后，数千万青少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上山下乡当知青。在那个疯狂年代，涉世不深的年青一代遭到军代表和农村干部的欺凌，尤其是花样年华的女知青大量被奸污。在回城、入党、提干、上大学等等利诱逼迫之下，成为中共暴政之下的牺牲品。这是中国大陆文革时期血淋淋的却又几乎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