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全国大串连和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聂元梓那时对大串连不积极，曾派人到北京火车站劝阻外出的北大学生回校参加选举校文革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指导下，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选举产生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校文革成立后，大部分学生很快外出串连了（选举前已经走了一部分人），留在学校的人已经很少。这些留下来的师生，除参与辩论本校运动的有关问题、转抄外面的一些大字报外，主要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路远、周闯贴出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校文革筹委会组织的斗陆平大会是“文斗变成了温斗”，批评聂元梓不支持红五类单独组织协会等。大字报还写到：
“选举，选举，选不出好班子来。此处浪费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么多人发了紧急呼吁，要聂元梓等注意。可是她们却置之不理，不抓事物苗头，忙于事务。三千人跑了，陶铸同志的信才来。聂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何其迂也”的聂元梓，是否接受了路远、周闯等人的批评，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1月中旬，聂元梓和孙蓬一等人也要赴上海串连去了。对于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连一事，当时不少人曾猜测是否有什么背景。就连时任上海市第一书记的陈丕显等上海市委领导人，亦感到聂元梓突然出现在上海并与当地造反派联合行动，来头实在不小。
据笔者了解，并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聂元梓此次行动确实是奉命行事。做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中央文革的某个头头或某些成员，而是最高领袖。
1966年11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李讷即肖力（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在北大校文革组织组某成员的陪同下来到北大五院二层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当时在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的有孙蓬一等5、6人，笔者亦在其中。李讷身着军服，一见面就冲着孙蓬一说：“孙大炮，怎么听不见你放炮了？”原来文革初期孙蓬一曾借调到中央文革工作了约两个月，与李讷认识。孙为烈士子弟，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是一直性之人，为人耿直，脾气火爆，敢于直言，人称“孙大炮”，故李讷也称他为“孙大炮”。接着，李讷便同孙及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李讷问孙：聂元梓呢，到哪里去了？孙答曰：大概到市里开会去了。随后李讷便询问北大的运动情况。孙蓬一作了较为详细汇报，大意是说：眼下北大有人反聂，反校文革，说聂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聂元梓下台。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补充了一些情况。李讷听罢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发表了一通意见。大意是说：北大是有点乱，但是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着眼于北大的运动，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造反派受压，尤其上海造反派压力很大，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们。李讷说，今天来找聂元梓就是要同她谈这个问题，这是主席的意思。“这是主席的意思”，此话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谈话到此时，已接近午饭时间，孙蓬一要李讷留饭，李说好啊，我可未带粮票。于是众人便拿着饭盒、饭盆到大饭厅打饭，菜是普通的大锅菜，主食有馒头、大饼之类。那时李讷较为朴素，平易近人，在办公室同众人进餐时有说有笑，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