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无牌可打的情况下，特朗普为甚么不选择再加一把火呢？一种解释就是他的高关税策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阻力，对他竞选连任不利。这虽然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在我看来并不是特朗普的最大关切。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从美中对抗的大格局来看，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取得比预期更大的胜利，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已经获得完全的战略主动权看得非常清楚。不仅如此，美国方面通过贸易战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对中国的内情，尤其是对中共，包括对习近平的弱点，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

台湾人相对最幸运，有社会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传统略显不足；港人有法治传统、有社会自治，但没有真民主；大陆危机最深重，属于三无：无法治、无自治，也无民主。其中因没有地方自治带来的社会溃败，蕴含著极大的动乱风险。中共当局正在推动的「扫黑除恶」运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但他们反社会自治、反地方自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治理危机的反应，只会加剧治理危机。

如何理解中共当权者这种近乎「脆弱」的表现？是他们害怕杀人、害怕流血？我并不这样看。我的理解是，中共当权者发现，他们的支持者和利害相关者，也就是中国权贵无法接受切断与自由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香港正是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枢纽。中共虽然可以凭强力接管香港，但香港自由的死亡，同时也意味著中国权贵利益有丧失殆尽的巨大风险。也就是说，香港人民的自由，与中国权贵的财富和机会，有著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

习近平陷入空前危机最重大的原因，是他决定收回对特朗普的承诺，致使中美贸易谈判失败，这不仅带来美中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完全失控的风险。那么，习近平为甚么要收回对特朗普的承诺？有消息说，习近平的对手抓住了他对特朗普的有些重大承诺公布出来会对习不利这个问题，迫使习陷入两难的困境：或者对美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或者承担签「卖国条约」的政治后果。权衡之下，习近平选择了前者。

在纪念「六四」惨剧三十周年的今天，所有幸存者都应该感恩那次运动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他们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那场抗争运动毕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时代带来的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三十年里，中国人所看到、学到和领悟到的，是否能帮助中国避免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劫难，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将迎来决定性的考验。

任正非通过中外媒体表达的，不仅有代表华为的辩白和反击，也有对当权者昏庸误国招致华为梦想破灭的愤懑和哀鸣。我相信国内多数人都能看懂他的真情流露，只不过在中共高压下，人们只有心照不宣而已。此时此刻，理解任正非的无奈，对于理解为甚么国难当头时的中国英才总是难免悲剧性命运，倒是颇有价值的。

总的逻辑是，在贸易战问题上，习近平不仅把自己的生死押上，也把党国生死押上的选择，会增强美国内部团结一致，增强美国人把美中贸易战进行到底的政治决心而不是相反。因为会有更多美国人相信，这场与中国的经济战，具有超越经济利益的性质，因此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想强调许多评论都不太重视的一个看法，那就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走向今日的摊牌，两人都有相当不情愿的成份，但结果是又不得不走到这一步。我认为理解这其中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美中两国关系今后的走势，有重要价值。

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正在迎来“文明冲突”的挑战。没有深入解读历史的能力，意味着中国对未来会再度缺乏理智选择的能力。当权者已经摆出了不惜与美国全面对抗和打仗的姿态，刺激美国把中国视为21世纪最危险的对手。就在上周，美国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出了严重警告。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郭台铭带着他有限的本钱和人脉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利用中国的廉价农民工搞贴牌加工的时候，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当地官员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合作打开了一个改变世界的金矿。创办超大规模血汗工厂的想象力无疑是打开这个金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个想象力之源头究竟来自郭台铭还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其实是值得史家去考证的。郭的真本事，应该是在利益分配上比竞争对手更高明地“搞定”了国际资本和中国官员，让他们都能从农民工血汗中分得巨大“实惠”。

中国则代表了对美国民主政治最危险的外部挑战。中国不仅有巨大的财力腐蚀美国的精英和商界，而且还有军事实力以同归于尽来讹诈美国。特朗普的胜利会让一些人更相信他是某种神意差遣来应对美国面临的这些挑战的，我倒是更愿相信，美国社会还有足够多的道德和智力资源，帮助美国，也包括帮助特朗普，渡过这个历史难关。

习近平为了保住中共政权，或仅仅是为了保住他个人的权位，愿意在突破道德底线方面走多远？他又能走多远？现在已经没有悬念的是，他愿意走很远，至少比许多人原来相信的要远很多。在我看来，正是他不惜生灵涂炭、不怕中国与美国同归于尽的「底线思维」，导致他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犯了许多重大的战略错误，反而大大增加了在他的任内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

容易被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进入老年的这一代人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而习近平和中共当权者对此却十分重视。他们高估中国技术能力，也是导致误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习和中共当权派依然深信凭借新技术还有机会与美国一搏。李开复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发能力，与美国已旗鼓相当。我不知道这个判断有多可靠，但它支持了我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共会把网络作为与美争锋的下一个主战场。

与2019年的现实风险相映照的，是这一年引发的历史记忆。2019是五四运动百年，六四屠杀三十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每一个纪念日都刺激中国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百馀年努力，付出了无法估量的生命牺牲和财富代价，中国人还是没有解决建构现代国家的所谓「基本问题」，不仅「民主共和」之梦难圆，而且那个主导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幽灵，又开始在这个饱经「乱世」的大陆徘徊。

不理解自己的幸运又如何？对个人来说，把幸运理解为「本事」意味著失去机会，而对中国这样一个深度卷入世界体系的超级大国来说，后果将不止于此。正如近年中国表现出来的，一个不理解自己幸运的大国，是一个很难合作的大国，它在失去国运的时候，还会给世界带来厄运。

未来90天，习近平将面临什么样的国内挑战，其实是美中对抗最大的变数，或者说是外人最看不清楚的地方。在这方面，这次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并没有给外界带来太多的新信息。我的观察是，特朗普没有特意削弱习近平在国内权力斗争的地位，而是比较中性。但是，从特朗普依然保留对贸易战升级的选择来看，我以为习近平并没有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也就是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上，做出让特朗普满意的承诺。

像许多创造历史的政治人物一样，韩国瑜看到了几乎所有人都没看到的历史机会，那就是台湾选民，尤其是台湾青年人，不再被意识形态绑架，而愿意追随务实的政治家，重新打造家园，打造自己的未来。韩国瑜崛起的一大原因，就是他非常透彻地看到了这个绑架选民的趋势不仅正在置国民党于死地，也正在扼杀民进党的生机。

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决定去强力救市，说明了什么呢？一种可能固然就是反映了决策者对中国经济的忧虑。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权者对中国经济也不抱幻想，因此有意识地对中国经济的调控机制进行调整，他们越来越不在乎金融市场的全面失效，而正在探索一种以货币数码化为技术基础，由国家全面管制和操控的金融体制，以应对所谓“最坏的情况”。

没有战争和匮乏，无论是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还是死亡率的快速上升，背后都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尤其是道德危机。不难理解的是，人口再生产与道德秩序的再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人口再生产的失衡，必然是道德秩序再生产的机制出了问题。一个道德败坏，或道德不能进步的文明之所以会灭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当年毛对身后的中国局势是很不乐观的，那为什么他死后并没有天下大乱，而习失去大权后的中国则有「天下大乱」的可能呢？可以说出的理由不少，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领导力已今非昔比。如果从物质和技术条件上看，中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前所未有，但没有了政治领导力，一手好牌也可以打成满盘皆输，这就是习近平执政6年给迷信权力、尤其是给迷信皇权的中国人最大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