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与夫人葛惠敏。(网络图片)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据文史月刊报导，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

远离中共，四川人过得有滋有味。在国民党治理下，老百姓不是奴隶，没有被饿死，被屠杀，被运动，被限制一切自由。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民办报纸每天都在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就连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党，也在公然地壮大着地下组织。 很少有人能看透中共。毕竟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喊的是民主自由，反的是独裁贪腐，扛的是正义进步。不要说青年学子、知识精英，即使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地方乡绅，都不乏中共的同情者。中共地下党员一旦被捕，通常会有地方显赫人物出面保释。一位老成都告诉我，他几乎没有听说过枪毙共产党。

武宣人拆房建炉，毁林烧炭，三个多月日夜苦战，只落下个林毁山秃和几堆铁渣相融的结铁，和从此而来的穷山恶水，以及更加穷困的民生。从此，武宣山穷水尽，经年大旱，劫难丛生。大跃进毁灭了生命之源的千里林莽，大自然则经年不息地毁灭着人们对生存的美好希冀。

杨成武的前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文革中被整到跳楼自杀的地步，虽没死成，却落得终身残疾。罗瑞卿的前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挨整20年。黄克诚的前任总参谋长粟裕，是中共第一任总参谋长，1958年被打倒。杨成武在1968年3月22日被打倒。杨成武的继任总参谋长黄永胜1971年被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后被判刑13年。中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整人的“绞肉机”。这部“绞肉机”不彻底废掉，就会一直没完没了地“绞”下去。

总理急匆匆赶到机场，望着已经起飞的飞机，浓眉紧锁，捶胸顿足：“怎么让汉卿走了呢……我来晚了！”在胡志明的葬礼上，总理极度悲伤地痛哭，反复念叨：“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在非洲十国之行的第一站埃及，周恩来第一句话：“我们来得太晚了。”在贺龙葬礼上，总理握着薛明的手，眼含热泪，嘴唇颤抖，强忍悲痛，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国家形势的判断、思路和理论提法及策略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极左。宋永毅指出：“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影响，相互启发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根据苏联档案，周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告诉罗申一件事，那就是毛在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希望去莫斯科还有一个原因是去休息并接受某种治疗。究竟去治疗什么，苏联档案没有提及。这也是后来为何毛在苏联期间，日程安排很松散，并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每天充满了各种活动。观察家们将此解读为苏联领导层对毛不够重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毛和中共开始宣传这个版本，而苏联人认为，这与事实不符。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过不是山哥编的啊，是真事儿。这就是：我国富饶的东北三省差点被一个人送给老毛子去暖胃。您乍一听这事好像很悬，但悬不悬看对谁。

中共在猛烈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其人口政策呈两个极端：一是趟开肚皮生，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二是实行“一胎化”政策，一家只准生一个孩子，超生者，强制堕胎。中共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13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居世界第一，其中还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和在民营医院做人流的数字。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1979年至2013年，34年间，中国至少有4.5亿胎儿被杀害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图为周恩来（左）和毛泽东（中）在延安。（网络图片）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故延安整风制造了更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打掉了别的宗派，剩下的是毛泽东派；铲掉了别的山头，剩下的是毛泽东山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政治局常委后，靠权...

《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网络图片)美国之音节目：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中共官方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但一本由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新书却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