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1936年，毛泽东下令由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组成的“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不但两万精锐之师埋骨黄沙，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情形极为惨烈。

记录：研究大饥荒的职业和业余史家另一种非官方史学活动的模式，是在官方档案资料难以获得的情况下记录被遗忘或者被掩盖的事件。致力于这种记录的人各式各样，有在学术界内部或者边缘以传统方式搜集档案的群体，也有依靠已出版但冷门的材料的记者，还有主要从事口述历史的非官...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宣传册封面。（网络图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顾名思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文件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如今很多中老年人都还会记得文革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彼时，街道上、房间中，到处都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毛的红宝书更是遍地都是。此外，捧着红宝书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报忠的滑稽场景，在工厂、在农村、在学校、在机关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生怕对毛的一点不敬...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十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1975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大陆，在毛面前大谈他精读毛的著作，被毛视为知音，对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的干吧。”随后“红色高棉”把“全面专政”写进宪法，东方佛国变成了杀戮场，170多万人死非命。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柏举散人：58年真是个荒诞不经的年份。全国杀麻雀，一年杀麻雀2亿多只。全民炼钢、大江南北竖起上百万小高炉，树砍光，家里的铁锅砸烂扔进火炉，炼出了一炉炉没用的废铁…粮食产量放卫星，从亩产1000多斤，2000多斤，上万斤，一直放到亩产13万斤多…全国顶级科学家们紧急攻关的项目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邓小平自执掌中共实际领导权后，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借毛泽东之尸来还共产党之魂。邓小平其实恨透了毛泽东，他不仅力主处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而且对毛的后代也曾百般刁难，让毛与江的女儿李讷过着凄惨的生活，其生活境遇竟然比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还...

他说，毛泽东则喜欢搞运动，文革期间的“学习班”就是运动体制下一种不专业、粗陋和野蛮的表现形式。而习近平目前采取的整顿和管控方式与文革时的毛泽东不同，比较像史达林的模式。

根据后来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的回忆录记载，叶德辉是在行刑之前，对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说：“我有对联一副，送给你们：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杂种”和“畜生”都是长沙最流行的骂人语。这副对联，对共产党可谓极尽唾骂之能事！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在“十八大”上猛烈抨击江泽民，揭露江的丑事及退休后的奢侈豪华别墅。上海律师和港媒都披露，江泽民在上海有多处豪华行宫，成为江的“地下中南海”，其中高度保密的“上海一号工程”，面积大过毛泽东的行宫“西郊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