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不是依靠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共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而是依靠临时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通知，决定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等。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确认中央文革小组为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8月30日，中共中央再发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文革结束后，中共称十年文革为“十年浩劫”。而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毛泽东制造这场“浩劫”的工具。
毛泽东利用它整倒了一批他的政敌，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但是，到后来，整人者亦挨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无一例外，全成挨整对象。
本文着重谈一谈十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经历的牢狱之灾。
一，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依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江青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负责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被毛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并被关押在一个地下工程内。1977年4月10日凌晨，被押解到秦城监狱。
1981年1月25日，江青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有四：（1）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2）阴谋颠覆政府；（3）反革命宣传煽动；（4）诬告陷害。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在十年文革中）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秦城监狱自杀身亡。
二，极左理论家张春桥
张春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笔杆子之一，是毛在文革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合成者、宣传者、实践者。
张春桥从1967至1976年一直兼任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在上海，张整过许多人，且整人心狠手辣。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毛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发生冲突，起因是林彪以及军队一些将领对张春桥不满，林在会上不指名地批了张春桥，一些军队将领也批了张春桥。之后，江青带着张春桥到毛那里哭诉。毛非常生气，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毛泽东。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这表明：毛、张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与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与江青相同。
1983年，张被减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张在秦城监狱共计被关押21年。
三，毛泽东的大秘陈伯达
陈伯达之所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就因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毛最重要的大笔杆子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陈伯达与江青的关系不断恶化。之后，毛的老笔杆子陈伯达与毛的新笔杆子张春桥等的矛盾越积越多。
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陈伯达奉命起草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张春桥等也奉命起草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毛最终选用了张春桥等起草的大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弃用陈伯达的报告，陈从此失势。
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因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泽东最重视的“极左理论家”张春桥，被毛“一棍子打死”。
1970年9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当天晚上，陈伯达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要犯，关进秦城监狱。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中共划入“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列，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刑18年，罪名与江青、张春桥相同。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晚年的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四，为文革立头功的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姚文元执笔撰写、毛泽东最后改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成为毛发动文革、炮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一发重磅炸弹。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后来，江青盛赞姚文元：“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起，进而“挖”出“三家村”，“挖”出“中共北京市委”，“挖”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挖”出“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为“四人帮”成员被抓捕。
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刑20年，罪名与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相同。
至1996年出狱，姚文元被关押整整20年。
五，“两人之下”的戚本禹
1966年5月，作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当时，戚本禹只有35岁，就成了“中央领导”，两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可谓年轻得志，风光无限。
戚本禹回忆说：“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
由于有毛泽东、江青撑腰，文革中，戚本禹又被称为“戚大帅”，到处煽风点火，上串下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搅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血雨腥风。
但是，到了1967年8月，毛突然翻脸不认人，说戚本禹是“不是好人”，戚被“停职检查”。1968年1月12日,戚被关进秦城监狱。
1983年，戚本禹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刑18年。
直到1986年初，戚本禹坐了整整18年牢，才获释出狱。
六，毛泽东的“传声筒”王力
王力被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号“大笔杆子”。
文革爆发前，王力就写了一系列“重磅”文章。1963年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中央发表“九评苏联共产党”，王力参与了其中八篇的写作，五篇由王力一人执笔。
“九评苏联共产党”充分体现了毛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而将毛的极左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王力出力最多。
从1966年5月文革爆发到1967年8月王力被打倒，15个月内，王力最主要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快、最准确地将毛的“最高指示”传达出去。
但是，到了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1967年8月30日，王力被勒令“请假检查”。最初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之后，被押解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内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黄历新年前夕，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从此，一关就是14年。
由于毛发话“不准提审王力”，14年间，没人审讯王力。
毛之所以“不谁提审王力”，是因为王力的言行都是忠实宣传、执行毛的指示，审王力无异于审毛泽东。
1982年1月15日，王力收到中共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签署的“免予起诉书”。同年1月28日，获释出狱。
七，毛泽东屡赞的笔杆子关锋
关锋与王力、戚本禹是同时被毛点名的“坏人”，被抓后的经历与王力相同。
关锋的问题是什么？一种说法是，关锋在文革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主持起草了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
其实，王、关、戚倒台另有原因。一是毛发动文革，搞得“天下大乱”，引起部分军队高级将领的反对，毛担心军人造反。二是毛的红卫兵火烧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制造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在国际上引发强烈抗议。
对内为平息军队高级将领的愤怒，对外为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毛只好找替罪羊代他受过，于是，三大笔杆子——王、关、戚——成了毛的牺牲品。
关锋在秦城监狱被关14年，被免于起诉，1982年1月获释。
八，毛泽东赏识的“才子”王任重
中共建政后，王任重长期在湖北工作，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在湖北的重要执行者。
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二楼。当时他身兼数职：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可见当时毛对他的器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毛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区别对待，让他们互相制约。比如，文革初，毛让王任重直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革，王任重对北大、清华发号施令，许多事情，江青等人都不知道。
结果，江青等人与王任重的矛盾起闹越大。江、王难以和平共处，加上王肝病加重，1966年10月，王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授意下，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兵分两路，一路到北京找中央领导，一路到广州找中南局领导，要求将王押回武汉批斗。12月底，王任重被押回武汉批斗。
1968年，江青以“CC特务”的罪名把王任重关进秦城监狱。造反派内查外调，最后查出，王任重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而蓝衣社是国民党CC系的特务组织。据此，王任重被认定当过国民党特务。
后来，一位晚辈问王任重：“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
王任重说：“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没当过CC特务！”“这都是江青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毙我！”
王任重在秦城监狱被关押7年，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
九，跟不上毛泽东步调的刘志坚
文革爆发前后，刘志坚曾步步紧跟毛泽东。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刘志坚作为军队代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之后，还担任了中共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仅仅过了7个月，刘志坚就被打倒，被隔离、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
1967年1月3日晚，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大会。刘志坚奉命劝导了一晚上，未能说服学生代表。
1月4日晚，刘志坚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刘志坚说，陈毅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我，因为我是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他正说着，忽然听到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立即大轰大嗡起来，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
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文革小组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被撤销组长职务。刘志坚先是在顺义被关押3个月，受到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北京市西城区拐棒胡同的家中看管，一直被关押到1974年9月29日，前后被关近8年。
康生、江青、陈伯达之所以敢围攻刘志坚，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撑腰。刘志坚被打倒的真正原因是：毛不满意他根据老帅们的意见总是对军队的文革设限。
十，长期担任中共喉舌的穆欣
穆欣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原因是，他此前任中共重要喉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党组书记多年，也是中共的大笔杆子之一。
1967年9月6日，穆欣突然被戴上“特务”的帽子抓了起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期间，被押到北京的大中学校轮番批斗。
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从此，没有姓名，只有代号“6813”。穆欣在秦城监狱被关7年多，1975年5月14日出狱。
据《穆欣自述》，他被关秦城监狱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结语
以上十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牢狱之灾，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践行者，同时也都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受害者。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共变成了一部你死我活的绞肉机，你不把我斗倒，我就一定要把你斗倒。有理由要斗，没有理由，找个理由也要斗。
只要中共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共这种没完没了的内斗就将继续下去，直到把自己斗垮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