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林松小传宋林松，男，1936年8月15日生，1954年毕业于苏南(省立)苏州中学。1954到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号5402125。家庭出身乃引车卖浆者流，父母不识字，他们先租种田亩后进城打工。由于功课原因，本人入大学前一路享有高...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毛泽东把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中国反腐败的主体建设工程，应该是在阳光下。2013年以来中国新领导最吸引眼球的政绩是反腐败。两年来打出了几十只省、部、军级以上的大老虎，以及数以千计的县、市、处级的小苍蝇。毛、邓、江、胡不想做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习近平正在做，而且做得热烈，紧张，镇定，有秩...

1966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

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陈伯达一生始终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跳来跳去。毛泽东说陈伯达是个国民党。他1925年加入国民党，最早是军阀张贞64师师部秘书，然后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秘书，何应钦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在狱中写信请张贞救他。张贞在国民党军界活动成功，陈伯达写没写自首书,由于他一直处于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后他先在北平，后到延安。陈伯达常常言语不清，貌似迂腐。这个外貌，在官场帮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实，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着大奸。这也让他在日后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

1949年进城以后，江青、毛泽东之间很快出现“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娱乐不到一起”的问题，生活轨迹渐行渐远。“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搬入游泳池，江青搬到钓鱼台，生活上的交集很少。1973年以后，毛嫌江去自己的住处对工作、休息都是打搅，下令未得到允许，不准擅自进门。丈夫的住所——中南海游泳池从此成为“第一夫人”江青难回的“家”。

以下毛泽东的讲话，皆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现仅摘抄几段，共飨网友。1.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

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的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引爆江青最敏感的神经，她歇斯底里地对毛泽东怒吼：“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还招人去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居然敢于就用外界批评他们的「文革馀孽」呼唤自己的同好，可是逻辑呢?毛时代没徐才厚，也有你们自己批成十恶不赦的林彪啊。毛远新，当年所作所为比徐才厚更光彩?而且，美帝、日寇也没有徐才厚啊，红色高棉同样没有，这些都能证明什麽呢?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到上海去导演了一场现代版的“将相和”。他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是协调两人的关系。毛深知许、张都是忠于自己的。毛想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许世友做总参谋长，一文一武，如能团结合作，对巩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会有作用。但许世友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将相和”唱得很吃力。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时，从林的住处发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写给林彪的亲笔信，此事直接导致毛泽东不再唱“将相和”了。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毛泽东逝世，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泽东与林彪 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了黄永胜，被他的苍老震惊了。一个人的心情和环境确实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命或青春。政治家的得意和失势同样决定着他的心情和生命盛衰。记得黄永胜在台上的时候，他那红润的脸膛，高大的身姿，威风凛凛的简直象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但是...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其实前几天，王岐山就在官媒中透露过〝窑洞对〞的信息，但随后就删掉了，原因不详。今天又提出来，可能前几天出现了什么麻烦，现在麻烦解决了。所谓〝窑洞对〞，是指的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也就是如何打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值得一提...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