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对于这一切，最受伤的莫过于周恩来，林彪好歹还是元帅，王洪文、张春桥根本就是“儿童团”。

斯大林做的事情，正是毛泽东将要去做的。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所作所为惊人地一致。

彭真跟我妈妈说，毛主席三条指示：第一个，不能暴露是他的女儿，不便于她做群众工作；第二个，不允许让她入党，因为我知道她不合格，不要因为我让她入党；第三，不许回中南海，一定要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母亲接到这个指示，严格执行。结果文化大革命，江青（就是李讷的母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万人批斗大会上点我妈妈的名字，迫害我的女儿。为什么？不让她入党，不让她回中南海。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三下三上”的宦海浮沉世人皆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也曾有如邓小平一般的经历。习仲勋一生三度入狱，三度重新崛起，并指出习仲勋“一辈子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这可能是他少年成就功业、中年忍得了挫败、老年再绽放精彩，而退隐后也可以安心地得享高龄、隐居山林的关键。

文革期间，发生了号称“陕西一号大案”的“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时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白瑞生受到牵连。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工宣队在一次清查所谓“旧省委”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陕西省委对毛泽东提出的两条意见的报告，于是陕西省委办公厅斗批改领导小组开展了大抓所谓“整理毛主席黑材料事件”的“黑手”运动。

1971年8月份开始，毛泽东南巡，打招呼，为批判林彪做准备，他的南巡讲话，汪东兴写的纪要基本上是真实的，各地的讲话大致内容相同，是为废林彪做准备的。另外，毛泽东和江青真是高度配合，真的是政治夫妻，兵不厌诈，江青在1971年夏天为林彪拍学毛选照片，以麻痹林彪。

“阳谋”一词为世人所知，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此文对反“右派”斗争的基本策略作了说明，并称之为“阳谋”：“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

毛泽东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然而事情发展出乎毛泽东意料，他只能用“发动群众”的方式实现倒刘的目的。这又险些失控，掺杂着军队矛盾的1967年南京“倒许”风潮险些演变为第二个武汉“七二〇”事件。

陈铭枢参加过武昌起义、北伐战争，领导过淞沪抗战，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是民革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并在高层中传达，要求释放消息。时任民革中常委的陈铭枢为之兴奋，上书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没想到，熟读兵法的陈铭枢竟未参透毛泽东“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不久，陈铭枢为建言尝到了苦果，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公开批判。

林彪、江青“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 二十九、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

现在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一生说过的许多话都可以用雷人来形容，本文将列举毛泽东在教育、战争、对苏关系等领域的一些经典雷人雷语。第一部分教育与知识1、知识越多越反动。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

　习近平担任中共国家主席2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习是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更进一步，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机会更优于邓小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北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日益严苛，且从现实话题延伸至历史领域，2月中旬，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被关闭。这种政治高压状态，让薄熙来再度成为一个话题，不少人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习近平与薄熙来有何不同？习近...

“高饶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在于具体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政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

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针对毛泽东“三面红旗”的讲话令毛泽东猝不及防，只好请来林彪救驾，并最终引发了毛刘两人的矛盾冲突。七千人大会后，虽然大饥荒问题得到缓解，而毛泽东却谋划着如何复仇。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张耀祠、武健华、邬吉成、毛维忠、孙凤山、毕方治、李广银、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纪和富、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这些参与抓捕四人帮大小功臣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共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而这一说法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由此可见，历史就像个小姑娘，由着中共任意打扮。

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思量过后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管住。

我们只要冷静审视延安那种现实与宣传背离的情状，就会发现这无非是一个“羊皮与狼质”的古老典故的再版，是表与里，现像与本质的矛盾共存，是欺骗、愚弄与背信弃义的历史剧幕重演。事实上，这两个相反并存的延安最后一直扩展到了全国，延续到了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