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66年，江青与毛泽东“过不到一起”去的日子
笔者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说过，延安时期，江青靠着中共固定成形的干部生活待遇等级制度，享受着体制内所允许的诸多特权，却并未满足，还希望搞“特中之特”，只因为战争年代经济条件有限，特殊化仅仅表现在医疗、交通工具等有限领域。同时江青毕竟还以毛泽东的生活为中心，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对其生活照料颇为上心。当然在战争年代后期也显露出官太太那样养尊处优，好支使别人等坏毛病。
江青进北京城后不久，就出现了与毛“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的问题。据卫士李银桥描述：
进城后，江青的讲究就越来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江青要是身体没病，胃口还比较好。早饭一般吃面包。黄油，有时是小馒头。有素小菜。多数是雪里红和咸水煮蚕豆。有时用点酱豆腐。喝稀粥，不太喝牛奶。中午饭有些正规菜。她爱吃鲫鱼，中午饭如果没有鱼。晚饭一定要有鱼。鲢鱼、胖头鱼也爱吃，喜欢刺多肉细的鱼。对鲤鱼只是偶尔吃吃。她也爱吃鲥鱼，因为贵，吃的不多。马哈鱼她也很爱吃，当咸菜吃。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放在碗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她还喜欢喝排骨汤，一般是弄成砂锅，每顿饭不是排骨汤就是鱼汤。蔬菜她喜欢吃盖菜、空心菜、苋菜和芹菜，纤维要切成很短。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将菜捣成菜泥。用勺子舀来吃。她不吃荤油，炒菜只用素油，讲究清淡。菜里有时放点肉沫，有时放点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饮食算不得过分，有时甚至够简单。她的讲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这与毛的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毛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这就产生了矛盾(《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9-140页)。
李银桥上述所说主要谈食，至于休息，他说：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个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来陪你们的，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3页)
由于两人作息时间不一样，夫妻即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见面时间仍十分有限，以致1949年以后在毛身边先后担任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的李银桥，有毛“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的印象。毛泽东在娱乐方面除了游泳、散步外，还喜欢跳舞，跳舞时一定要与一群青年男女热闹说笑。江青见不得这些。许多亲历者对二人的格格不入感受颇深。李银桥说：
1957年毛、江住在杭州刘庄时，浙江省委组织了几次舞会。因为毛泽东、卫士、保健医生、秘书们同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舞伴都熟了，大家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4页)。
丁宏章所编的《中南海纪实》一书引述当年参加舞会者的回忆：
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多数情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如果她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喜欢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欢跳舞的江青，有时为了尽兴或营造气氛，还会亲自参与舞会的张罗，由她出面邀请总政文工团的乐队来为舞会伴奏。当这些专业的乐队一来，气氛确实不太一样。
最初，江青在舞会上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不像初进中南海时那么活跃了，几位后来在舞场见到江青的长辈，追忆的情形就有了变异：
“走进一个身材瘦长，板着黄面孔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她身穿暗黄色的连衣长裙，外披灰色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脚下穿着高跟鞋，更显得身材的比例失调。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门口，等随从人员帮她脱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后，就坐在刚才朱老总坐过的沙发上。这时，我身边的同志……说那个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书……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错，还能跳各种花样，乐队还专为她演奏‘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的舞曲，只有她身边的少数人陪他跳，她舞姿流畅，乐感强，不愧为电影演员出身。但因她个太高，神态太冷峻，别人很少有人敢请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几个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来伸展不开，我看她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贵，风范高雅。她每次在舞会上亮相，都经过精心打扮，穿着讲究的裙服，在一片蓝色的列宁装的夫人们中间，宛如骄傲的孔雀，向人们显示她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出现在东头的小门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门外的过道里。只见她双手一抬，身后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大衣，现出她一身很合体的黑色的苏式连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员搬过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与舞场上的不一样，是为她准备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时候，一位护士在她背后垫进一个充气枕头。她笔挺地坐在那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时用手指托一下眼镜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时，王光美很有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她只是把脖颈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并不恭维他俩的舞姿。江青出现后，音乐也改变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节奏舒展、流畅。她从不主动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们看到，很长时间没人去找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细声说：‘你们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们仍坐在那里。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跳舞的还是来看的，如果是来看的就出去。’说话生硬，态度也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曾经有过通知，各单位派去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都必须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机关中和她比较熟悉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舞姿是很优美的，跳起探戈风度翩翩，节奏准确，步伐自信，很是潇洒。但是表情过于严肃、冷峻，有点令人望而生畏，难于靠近，也不敢靠近。”
1950至1960年代中期在广州负责接待的欧初也谈到：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各地流行跳交谊舞。广东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毛泽东有次视察广州，到省委大楼参加过一次舞会。毛泽东每次到场时，大家按照事先的约定，继续跳舞，无人鼓掌。他离场也不张扬其事，往往悄悄离去。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毛泽东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面时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在广东省委跳舞时，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只顾随曲起舞。他的舞姿如走路一般，很有个性。有次，粤剧演员陈小茶一见毛泽东到场，马上邀请他跳舞。事后广州市文化局领导专门提醒陈小茶，只要江青在场，奏第一首舞曲时应当让江青陪毛主席跳完，否则不礼貌。江青到场，通常穿黑色连衣裙，在一群衣着朴素的机关干部中显得特别抢眼。她喜欢慢三、慢四节奏的舞曲，对《渔光曲》等30年代电影音乐特别感兴趣。江青跳舞技巧纯熟，姿态优雅，然而颇有架子，极少与舞伴交谈。她选舞伴有些挑剔。当时广州军区一位中将副司令喜欢跳舞，但江青与他跳过一次后就有意避开他，据说江青嫌这位中将舞姿不雅。陪江青跳得最多的，还是她自己的警卫(《江青在广州：跳舞有意避开某中将乔装逛花街》)。
李银桥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的，其他人的见闻也大致集中在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这段一时间。此时，江青除了在舞场上把她高傲，挑剔，架子大，令人难以接近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外，生活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她不再以照料毛泽东生活为中心，而显示出突出个人需求和享受的倾向。
一是追求所谓“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情调”。
毛泽东的弟媳朱旦华说，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毛泽民夫人评价毛泽东的婚姻生活》)。江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表现辩解，却只举出跳舞换衣服频繁这件事，并以患病为理由。其实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远不止这些。李银桥说“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这个坏毛病是从哪里学来的?李提到“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这个联想有道理。江青虽然曾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混过一段时间，目睹了上海滩的浮华生活，大多数时间仍处于困顿不堪的境地，有时甚至饭都吃不上;1949年以后多次去苏联，见过一些欧式风格的豪宅和日常用具，但终究是在已把俄罗斯旧贵族驱逐一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体会不深。所以起床时要卫士趋前问候，早饭要在床上吃这些把戏，大抵摆脱不了外国电影中贵族夫人生活的样版。这个山东木匠的女儿对欧洲贵族文化一无所知，却错把“杭州当汴州”，以为所谓尊贵生活就是电影中的那副模样，把本应当“打成一片”的革命同志(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卫士当成可随意呼来喝去的仆人，从中实在难以看出她对劳动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
江青对所谓“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情调”的追求还表现在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的修建上。卫士马武义说：“1953年9月的一天……汪东兴同志从后门来到主席身边，满面笑容地说：‘主席，给你盖了栋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2页)。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摆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厅，正厅左侧的警卫值班室，放着钢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娱乐室，东西向的长走廊，5套内有卫生间、设备齐全的标准间，两则全为玻璃窗、宽4米、长20余米的花廊，两间高大宽阔、所有家具都是苹果绿色的毛泽东卧室和办公室，屋内所有窗帘都是3层，整个室内都铺着厚实的驼毛泽东地毯。该住所还包括电影厅、会客厅、餐厅以及江青张罗建的一个室内游泳池。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4页)。江青张罗的这间室内游泳池，山石花草，流水潺潺，还有双人床大小的微型沙滩，这不是在追求典型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情调“吗?只是毛泽东不喜欢它，一次也没用，并用自己的稿费5亿元(指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了修建费用。
与此呈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以后全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每个人都要过“革命化生活”。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家教授，出身资本家或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与普通工农大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做派，均被指责为生活习惯丑恶、剥削阶级思想作风没有改造好而遭到严厉批判。有过那个时代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当时戴手饰、耳环，擦香水，穿奇装异服，甚至戴手表都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彻底，好显摆，被身边的积极分子们偷偷报告给党组织，作为下次政治运动的预选斗争对象。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些贵妇人生活的追求却没有人提出批评。
二是江青在饮食口味上不再将就丈夫，自己吃自己的，因此违规设置了专用厨师。
毛泽东喜好湖南菜，特别是湖南乡间“小地主”人家常吃的菜。李银桥说，有一次保健医生徐涛在座，“他用讥嘲的眼光斜看徐涛：‘就你懂得饮食科学?你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资本家活得长’。”(《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08页)徐涛于1957年5月离开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岗位，由李志绥接任。此话当是在此之前说的。但这种饮食观与一直嫌毛泽东在餐饮上“土”气的江青并不一致。为毛家小灶当值的厨师说，江青不吃葱、姜、蒜一类有刺激性的食物，毛泽东特别喜欢吃，如果桌上没有辣酱和蒜泥一类的东西，就说菜没有味道。毛泽东特别喜欢吃肉，红烧肉、扣肉、米粉肉、肘子都喜欢吃。江青呢，看见肥肉就摇头，只吃一点里脊肉……(《我给毛泽东当了23年厨师》)。如果说战争年代江青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对这些辛辣、油腻类的食材并未公然反对，进城以后则明显表示出排斥态度。两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标志就是“红烧肉事件”。李银桥回忆说，有一次毛要求搞一碗红烧肉来吃，遭到江青阻拦，说“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气。”毛吃饭时，见只有鱼，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事后毛听说江青说他是“土包子”，沉下脸来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了。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各是各的饭，各是各的菜。毛泽东从未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08-111页)。
毛泽东与江青吃不到一起去，分餐，没什么，但分餐并不意味着要为江青专设厨师。同一位厨师可以为做油腻的红烧肉，可以全用猪油为毛炒青菜，也可以为江青做用素油炒的清淡菜。1954年就到毛家做饭的韩阿福师傅就说，“刚开始，毛主席和江青在一个灶上吃饭，我们就觉得不好搞。有的东西，江青爱吃，主席却不爱吃;有的东西，主席喜欢吃，江青却不要”;“做菜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毛主席的口味，有时要单给主席搞一些菜吃”(《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9-20页)。可见这种工作模式是可以用的。毛家单独为江青配备了专用厨师廖炳福(后来是程汝明)。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中央领导人生活特别保障体制的规定，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家中都只有一位厨师，没有单独为某位家人配备厨师的情形。
三是在上海等地为她个人修建专用别墅或对住所进行特别装修。1960年9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建造西郊宾馆，毛泽东从1962年起入住。“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王力说，“柯庆施给毛泽东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泽东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泽东主席标准的别墅”。1966年4月6日，在上海成立由江青主持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笔杆子王力、吴冷西、陈亚丁、尹达等人都住在锦江饭店，江青则另住在专用别墅里，每天都从别墅到锦江饭店来看他们，谈谈话，看看电影(《王力反思录》下册，第20页)。叶永烈着《江青传》中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据该书描述，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应群众。“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同志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第231-232页)。叶的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江青在外地住宿时的特殊要求于此可见一斑。
四是医疗保健待遇远远超过其他中央领导的夫人，多次专程赴苏联治病疗养。
江青在1950年代体弱多病，从1949年到1956年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第一次是1949年5月。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第二次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第三次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第四次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参见《秘书披露：文革时期江青生活作风有没有问题?》)。曾经在江青赴苏期间担任其翻译的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顾达寿，回忆他第一次在莫斯科见到江青时的情景：一个渐近寒冷的傍晚，我随卫生部四局的同志，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区军用机场迎接江青。从专机上走出来的中国第一夫人，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艺界的一位绝色演员。我第一眼见到她，觉得她才30岁左右(《有多少人了解江青?》)。顾达寿对具体时间可能记错了。江青到莫斯科治疗子宫颈癌是在1955年，不是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