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按等级分配各种资源的毛泽东时代，江青的医疗待遇远远超过她的干部级别，也超过了政治地位与毛相差不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夫人。据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曾提醒周恩来要堤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参见夏继波《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五是一年四季动用国家交通工具和疗养资源，到各地休养。
进城之后，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副部长因人设事，专设一个电影处，让她担任处长(据于光远的说法)。但她并不去上班，只是布置处里的人看电影，也不提任何要求。1955年中央领导人商议，给了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毛的生活。江青因此自己对治病和照顾也更挑剔。她去看望多年养病的林彪，请林彪介绍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其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参见阎长贵《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到外地时，对接待的要求相当苛刻。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这段时间里，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城北的白云机场关闭，民航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二、极力维护夫妻名份
江青最后一次到苏联治病时，苏联医生曾解答了她关于医疗上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年之内不能同房。江青马上干脆地回答：“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叶永烈《江青传》，第230页)
当然，自认为“政治夫妻”的江青从未放弃维护自己的“生活夫妻”地位，对毛泽东有关前妻杨开慧、贺子珍的言行极为敏感。
有一篇标题为《康生改换门庭的本事》的文章，曾刊登在《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1期(11月上)(《人民网》2013年12月06日转载，题目改为《康生帮江青度难关：建国前不让贺子珍进京》)。文中说：“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该文不知是什么人写的。只要稍稍具备一点中共党史常识，都清楚贺子珍进京受阻与康生没有任何关系。就算康生一辈子干了很多坏事，最终在政治受到清算，但冤有头，债有主，实在没有必要在毛泽东逝世快40年后的今天，仍沿袭“文革”遗风，干这种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在倒霉蛋头上的勾当。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东北生活。1948年底她在沈阳对毛过去的警卫员吴吉清说：“毛主席有信来，我们准备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妹妹贺怡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由石家庄去沈阳陪伴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属》第69页，资料来源于《贺子珍的路》一书)贺怡去沈阳陪伴贺子珍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属》说是1949年5月之前。毛本人1949年3月25日入驻北京，此后贺子珍把李敏送到北京香山毛的住处，又给毛写信诉说自己的寂寞，还接到过李敏从北京的来信。可见毛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是指到北京来，这与贺子珍说“住在羊肉胡同”相契合。但说1948年底贺子珍就知道要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可能不太靠谱。当时北京尚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手里，直到1949年2月，才与解放军达成协议，宣布和平解放，交接城防。贺子珍怎么会在几个月前就知道可以入住北京城，并点名说要住在羊肉胡同?令人不解。
贺子珍5月进京，途中受到两位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拦阻，困顿天津。说这事是康生干的，没有一点事实依据。康生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只是一隅大员，势力不可能延伸到京、津一带，派人拦阻贺进京，根本不具备可能性。况且康、毛当时的关系并不好。据《康生评传》所附大事记记载，1949年6月，中共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意思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先于是在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病1年，1950年5月初至7月中旬又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从1950年7月23日到1955年在北京医院养病5年。自感到“中央不信任”的康生，在这时候贸然插手毛泽东的家庭事务，派人去阻拦贺子珍进京，除非吃了豹子胆!此事是否与江青有关系呢?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9年5月5日，毛泽东曾派人把民主人士柳亚子从颐和园接到香山叙谈，做陪的有朱德、江青及李讷，可见那时江青还没有离开北京。5月21日，毛在给柳的复信中说“各信及大作均收敬悉，谢甚!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毛说江青及李讷去东北治病，是因为不便明说二人赴苏，却可以证明江青离开北京当在5日之后，21日之前(叶永烈《江青传》说她4月赴苏，笔者一度采信，看来是错的)。如果江青临走之前听到一点贺要进京的风声，按她的脾气秉性，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随时可能威胁自己“第一夫人”地位的“危险”置之不顾，跑到苏联去治病?她到莫斯科后，苏联医生没有发现有什么器官性的疾病，很快便转到疗养院去，优哉游哉地疗养了几个月。即使此间听到什么风声，她也会立即赶回北京维护自己在毛家的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能说明一点，即贺进京一直是在知情人极为有限的情形下秘密进行的，除了毛和贺家姐妹外，他人并不知情。
问题的根子还在毛本人。毛处理与贺的关系，背景是江青已于5月赴苏联，开国大典举行后才回国。毛泽东对贺的妹妹贺怡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表明他对贺还是有感情的，却没有考虑两任夫人齐聚京城可能带来的麻烦。后来想明白了，必然要阻止贺入京。所以那两位自称组织部门的干部，无论是毛亲自派去的也好，还是由其他领导人派去的，得到毛的默认也好，都反映了毛本人的意愿。毛泽东自食前言，作为弥补，1949年8月，他派卫士阎长贵送李敏到天津与贺同渡暑假，以后贺到上海，李敏在寒暑假时抽时间前去陪伴，都是毛主动提出或者同意的。
1959年在庐山，江青察觉到毛泽东会见了前妻贺子珍，也曾对毛出言不恭。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一书曾披露王光美的一段回忆：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我问主席：“看我游得怎么样?”主席说：“你游得及格。”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江青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说出这么不得体的话，确有前因——就是毛泽东不久前在庐山约见贺子珍。在中共历史上，高级领导人出现生活变故，离婚再娶之事颇多。但许多新夫人对其前妻及子女并未表现出极力排斥的态度。江青个性强，喜怒哀乐多在公开场合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就家庭关系而言，这种处世方式在“文革”前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曾是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闺密”，记起当年毛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杨开慧给她看过。于是给毛泽东去信，请求毛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5月，毛写回信给李，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据说江青对此词极为不悦，当着毛泽东大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并给在上海的导演郑君里写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参见叶永烈《江青传》，第234页)。二是毛泽东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时秘密会见了前妻贺子珍。贺子珍当是住在南昌，7月8日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副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原毛泽民妻子)陪着上山，与毛泽东见面谈话。本来第二天还准备见面，却有工作人员告诉贺“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这是因为当天晚上，在杭州的江青已获悉贺子珍上庐山的消息，连夜给毛泽东打电话，立即从杭州赶往庐山(同上书，第239——242页)。
江青与毛泽东难以做“生活夫妻”，只能各过各的。但她在政治上的敏感却颇受毛泽东赏识。江青知道自己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两人的日常生活逐渐脱离了一般家庭的固有轨道。
“文革”风起，江青以“文艺革命旗手”的身份从重重帷幕之后一跃而进入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其实，江青从1963年起搞京剧“改编”，“文革”前夕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搞所谓林彪委托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已然把“政治夫妻”的生涯演绎得有声有色。“文革”中，她在公开场合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就是“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啦”，尽管此时与毛并不住在一个屋檐下，甚至很长时间见不上一面。
三、“文革”中江青的普通一日
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后，“新中国第一家庭”的日常生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夫妻从分食发展到分居，江青真正过起了独自一人的生活。一开始，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江青，下午只要不开会，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也就是“回家”。但从1973年起，毛在生活上讨厌起江青了。有一天毛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阎长贵《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直到1975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不仅毛的女儿李敏、李讷和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俞雅菊等来到游泳池住地参加生日宴会，很长时间见不到毛的夫人江青也赶来了。半年前，毛曾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即毛住所的最后一道大门)。这是特意针对江青的。这次江青进了门，还带来了在钓鱼台做好的毛喜欢吃的胖头鱼汤和肉丝炒辣椒(参见《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08-109页)。这是毛泽东与江青最后一次共同进餐。
那么，搬入钓鱼台后，江青的日常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文革”之前，江青虽然已官至副部级，因没有具体工作，也没有配秘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江青以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处理党政事务，确有配备秘书的需要。她的第一任机要秘书阎长贵从1967年1月9日起干这项工作，整整1年之后由杨银禄接任，杨干了5年半。下面就看一看他们眼里的江青是怎么渡过普通一日的。
阎长贵说：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我每天的工作大体就是这样，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也没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阎长贵在1968年初因处理一封群众来信的小事，被江青下令押送到秦城监狱里蹲了7年多的号子。
接替阎长贵担任秘书的是杨银禄。他对江青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已稍有不同。
杨银禄说：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秘书杨银禄回忆：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从二人的回忆看，江青的作息时间较之战争年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银桥曾说即使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她的生活起居仍极为规律，清早即起，入夜即睡，所以跟习惯于晚上办公，清晨入睡的毛泽东“过不到一起去”。到了1967年，给江青当秘书的阎长贵每天上、下午各给她送一次文件，可见她上午还是办公的，只是什么时间开始办公尚不清楚，但笔者估计不会太早。最明显的例证是1967年7月20日凌晨，武汉部分军人和“百万雄师”成员冲击东湖宾馆，直接威胁到住在那里的毛泽东人身安全，甚至让北京方面怀疑发生了“兵变”。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武汉方面早在20日早上就把此事报告了北京，在京的主要领导人林彪、周恩来与毛的夫人江青等人却一直拖到下午才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应对之策。丈夫遇险，妻子急于营救乃人之常情。江青在下午讨论局势的会议上又极力主张林、周亲赴武汉险境，可见并非对毛的安危漠不关心。为什么整整一个上午在京最高领导人都没有紧急会商?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毛夫人江青在20日上午依然拥枕高睡，身边工作人员直到她醒后才告知“720”事件的发生。因江青获知时间太晚，会议只能推迟到下午举行。到了1968年以后，杨银禄担任秘书期间，江青的作息时间基本成型——每天13时起床，吃过早饭后办公及娱乐;16时吃午饭，然后午睡;18时起床，办公或娱乐;20时吃晚饭，然后看电影，次日凌晨4时入睡。从作息时间上讲，此时的江青与毛泽东十分接近，可惜他们再也没有共同渡过一天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