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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共梦幻灭 国军上校的悲剧

胡风的解释没有用。当年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也知道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但是,毛泽东要打倒阿垅,谁证明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都没有用。阿垅如此不服,而毛泽东呢,则还以“不服不行”。

有个人,他有多重身份:他是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他也上过黄埔军校、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国民党的少校、中校、上校;同时,他还曾在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被发展为中共秘密情报人员,为中共提供了国军的大量重要情报。

这个人,就是阿垅,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当过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

反抗10年后被迫认罪

1955年,毛泽东制造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同年5月28日,曾经跟胡风关系密切的阿垅,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三重罪名逮捕。

从1955年到1965年,他被监禁10年,期间从未按要求“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

但是在抗争10年后,1966年2月,阿垅突然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为什么呢?或许和一个人有关。

1955年,19岁的文艺青年侯红鹅,因为曾向阿垅请教写作,也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成为这个冤案中年龄最小的“反革命”。

在1966年对阿垅的审判中,侯红鹅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侯红鹅也被卷入时,他的态度变了。

侯红鹅后来对《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说:

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之后,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阿垅只说了两个字,“没有”,就再也不说话了。

法官宣读完判决书之后对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

当时,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待阿垅最后的申辩。但是,阿垅没有申辩,只说了一句:“我放弃上诉,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最后,天津市中级法院以犯“反革命罪”判处阿垅有期徒刑12年。

“可以被压碎不能被压服”

判决之后,阿垅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

1965年6月23日,他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而且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审判员写了一封长信。2010年,他的儿子陈沛向《南方人物周刊》展示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信中说: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阿垅说,“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他还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1967年3月15日,阿垅在监狱医院病逝,终年59岁。

阿垅为什么推翻自己的认罪

因为他不但没有“反革命”,还是替中共夺取政权立了大功的人。

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王增铎在他的回忆文章《还阿垅以真面目》中说:

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中共地下党。

1947年,阿垅获知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

当年5月,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74师全军覆没。在抗日战争中参与过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重要战役,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长张灵甫战死。

1948年夏,阿垅化名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只要有机会,他就通过胡风等人继续向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

阿垅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郑瑛。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道的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熟人转交给中共地下党。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其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初期就已经查明了,但阿垅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到底是谁要整阿垅?

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时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据《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一文记录,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说:“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很高兴。他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这样的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作出过详细解释。他说:“(当时)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他)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

但是,胡风的解释没有用。当年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也知道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但是,毛泽东要打倒阿垅,谁证明阿垅为中共立过大功都没有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阿垅?

因为阿垅跟胡风一样,在中共建政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完全跪倒在中共强权下,还保持了一点传统文人的风骨。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毛的这个讲话,到中共建政后,成为中共文艺工作的“金科玉律”。在毛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批接一批的知识分子臣服了。但是,阿垅没有臣服。

李辉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记载: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两次批判阿垅的文艺思想。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寄去一封检讨信。很快,检讨信发表了,但事情却没有了结。有人写文章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

阿垅立即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是谁?当时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周扬将阿垅的稿子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但是阿垅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人民日报》,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他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必须给他“同等待遇”。

《人民日报》把阿垅的稿子退回,阿垅收到退稿后,毫不理睬《人民日报》的意见,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寄回去,《人民日报》又退回。阿垅收到退稿当天,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要《人民日报》“非登不可”。

阿垅如此不服,而毛泽东呢,则还以“不服不行”。

1949年前,中共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承诺,声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很多人相信了中共的宣传,于是投奔中共、替中共卖命。

但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表明,什么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都是假的。中共的专制、独裁超越了古今中外。

阿垅替中共卖命被中共整死的教训,值得今天仍在替中共卖命的人深思。

2022-12-23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百年真相》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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