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云就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陈云更是唯一能与邓小平抗衡的中共元老，可谓声名卓著。当年的“东北王”高岗，一度曾是毛泽东青睐的红人，位高于陈云，可他却视陈云为“圣人”。然而高岗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他眼中的这位“圣人”，后来在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本文选自《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作者赵家梁、张晓霁。(赵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多年来，为高岗平反，无数次向党中央申诉，并与家属修整高岗墓碑。张系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
1946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四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把北京的事交给刘少奇处理。实际却密切注意，步步遥控。高岗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求见不成，便给他写了一封绝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唯一不参加、不主持的一次中央全会。他为什么要在此关键时候远离北京，而把关乎党的团结的重担撂给刘少奇?他真的相信刘少奇能但此重任吗?他就不担心高岗这匹“犟骡子”不顾一切地“犯浑”，把他们私下议论的话都捅出去，甚至挑起军队的不满而发生意外吗?其实，他对北京的事情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撒手不管，而是始终进行着遥控。
(一)遥控北京
毛泽东于1953年12月24日夜离京南下;26日半夜到上海;27日下午即去见陈云(想必是了解陈云南下的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吧);当夜12点到杭州，28日下午就到刘庄见林彪和陈正人。
1953年12月29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年1月7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2~433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杨尚昆日记》，第100—103页。】
1954年1月19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21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40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1954年1月23、25、26、28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1954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杨尚昆日记》第100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过年)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1954年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20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1954年2月20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年2月25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10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