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口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灭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戴。

汪东兴把芒果仪式化，唱颂着毛语录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台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台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过了将近半小时，江忽然说全身发痒，立刻叫起来说，这药有毒。护士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听得全身颤抖，哭起来。我给江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征象。江见到汪的第一句话是：“李志绥用毒药害我。”汪说：“不行。江青要我打电话报告主席，你抢先去讲了，江青会闹得更厉害。不如就在这里，等主席来了以后再说。”汪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毛一向是先入为主，汪不让我先去见毛是错的。

各报纸派记者来采访，《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也派了摄影记者。他们很喜欢拍一些漂亮一点的女兵像。后来江青翻看《画报》，发现有女服务员的军装像，于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质问汪东兴，让服务员穿上军装，假装解放军去支左，谁是这件事的后台。汪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江青似乎吃了一记闷棍，不作声了。

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躲起来了。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为我也认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毛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毛同我说：“警卫不能乱。警卫乱了套，哪里还有安全呢？”又由周恩来反复向我们讲：“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组织。”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乘车回到游泳池，毛下车后，对司机说：“大字报说‘火烧汪东兴’、‘油炸汪东兴’，火烧、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烧糊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鸭，谁也不会吃糊焦鸭子。你回去同你们交通料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毛的这些话，是发出“保”汪的信号。警卫局不能乱，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

叶群跟我说了林的一些情况。叶说，林原来吸鸦片，后来改成注射吗啡。一九四九年以后，到苏联去，才戒掉的。自此后便没有再复发，但林的举止仍然令人难以理解。林怕风、怕光，所以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馒头泡湿了吃，代替喝水。大便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从头下盖全身，在被子内大便。我心中很纳闷，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罗汲汲于推行中国军备现代化，对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枪”理论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论公开予以鄙视，认为不合现代的战略。叶群又指使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说“罗原本就不赞成林彪接任彭德怀，现在又想逼林交权退位。有一次，罗到林总这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太好，没听罗讲完，让罗走了。罗在走廊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

王海蓉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毛自己也没料到一个搔破的小肿块会变得这么严重，毛同我讲“现在好了。在火车上，你起先给我看，说得毫无问题，最后闹得成了这么大的问题。哪是几天哪，是十几天。这真是‘小泥鳅翻巨浪’。你起先应该这么讲，这个病可能很快好，但是也可能要厉害起来。这么讲就两面都站住脚了，就不会说不中了。”张玉凤为我不肯替她推卸搔、挤的责任而愤恨不平。我清楚一定是张没有洗手就帮毛掐破而感染，而且不止一次挤过。毛至死前也一直为此事怪她。

汪东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姐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后，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三晚。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王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邓小平站起来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汪东兴黯然辞职。 汪东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里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恨又怕，精神不会正常。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里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里不如意，那里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能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什么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一九六零年五月，英国第二次大战时的元帅蒙马利来到北京。毛在那次会谈中，第一次公开讨论自己死亡的各种可能性。毛对蒙哥马利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法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飞机掉下来摔死。第三是火车撞翻撞死。第四是游泳淹死。第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

汪东兴于一九六零年十月由江西调回中南海。四年的放逐生涯，使汪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汪同我讲，以后对毛只能唯命是从，千万不能逆他的意，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否则把他惹毛了，谁也没有办法解救。汪又讲：“过去可上了不少江青的当，好多事都是听她听坏了。以前一直认为她是主席的夫人，听她的没有错。哪里知道，主席讲了，你要是听江青的，你去给她办事，我这里不用你。一九五六年主席批评我时，是江青煽风点火，加油加醋。这次江青可别再想顺心了，我走的时候使坏。我没死，回来了，看你江青还能不能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