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实为肃反和整肃异己。特务头目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大搞逼供信，他提出了一个整人公式：整风＝审干＝肃反，炮制了多起所谓“特务、内奸”案件，搞得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康生又在延安掀起“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

1937年，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被人追捧，毛开始策略性退却，连合影都站在角落。这是他人生第二段屈辱时刻。在这个时候他酝酿了延安整风。

白桦：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士夫5376：原来民国...

习二10月27日牵着一群肠萎：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颠到陕西延安，想用老毛的阴魂给他自己壮壮胆，并且重提“延安整风”。1942年老毛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的知识分子四万多人，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许多人被逼疯、逼死、自杀，或成为王实味那样“叛徒”被处决。然后老毛成了领袖。

1985年，王实味的老同学王文元说：“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

彼时延安的等级制度可用八个字概括：“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具体而言，每单位有大、中、小三灶，但只能按级别享用，高层还享有特供的营养品，最低层每日仅两餐粥；病房、药品，甚至日用品全按等级配置。当年盛传的一句话是：“延安有三样东西是平等的——太阳、空气、厕所”。

刘的成功，就是毛的败仗。岂能承认这个败仗！炮打司令部，势在必行。哪怕重上井岗山，哪怕落后一百年。不惜任何代价，哪里还会管你人命的冤与不冤。与伟大的事业相比，一条人命，等若蝼蚁，等若轻尘，何足道哉！从王实味到刘少奇，历次运动所有的冤案都可作如是观。

周而复和柯灵曾暗示傅雷认个错，做一个深度的检讨，“右派”帽子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傅雷却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时候都可贵。后来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谢组织，傅雷说：给我戴帽子本来就是不对的。傅雷在文革开始之后，没有在人前人后出卖过任何一位朋友，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违背良知的检讨和发言。然而，他却被两个平素关系最好的朋友给出卖了。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内部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毛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这1万5千个特务就是延安整风后期由康生直接指挥的“抢救”运动的产物。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性格狂傲的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于是，王成了牺牲品，直接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力，最后惨死荒野。而为王说话的萧军同样受到牵连，因讲真话犯众怒，被数...

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写道：（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这1万5千个特务到底是怎...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右起）萧红、萧军、黄源。（网络图片）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