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萧军坐在会场后面，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在说些什么，只看见王实味每说句什么，便会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大声喊道：“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散会后，萧军在路上向同行的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尿盆子”，有人向党组织私下作了汇报。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闻言勃然大怒，不但拒绝认错，还将四名代表轰出房门。
仍然是这一年的10月2日，早晨刚吃过饭，萧军站在门口。王实味从山下走上来，手里拿着写好的一封信，要和萧军单独谈一谈。在山坡上许多人的注视下，王实味将手中的信交给了萧军。信的开头一行是“伟大的乔（指胡乔木）、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信中写道：“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
萧军当天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并附上几句说明：“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让我交给文抗支书，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萧军”
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因旧事重提宣读了《备忘录》，触犯了众怒，当场就有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冲他愤怒声讨。萧军一人面对众人，毫无惧色，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主持会议的吴玉章出面调停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才使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应当检讨检讨。”萧军听后主动和解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不料丁玲毫不退让地回敬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拍案大怒：“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们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说完，拂袖而去。
他的这种桀骜不驯，后来付出代价。在东北工作时，便遭到排斥。57反右后，他的名字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一起并列批判，写作的书籍不予出版。1966年文革，他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在被打之后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遭毒打昏死过去，幸亏火葬场工人发现他尚有口气，又才拉了回来。
1955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机关楼下的小会议室，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当时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周扬是一把手，丁玲是二把手，丁玲的行政级别是7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丁玲对这类会议向来不感兴趣，她坐在会场靠门的地方，经常站起来走动，揉腰。会议最初是追查胡风分子，后来会风一转，突然就指向了丁玲和陈企霞。
《新观察》主编戈扬首先发难说：“丁玲、陈企霞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反党性质，并且已形成那么一股反党暗流……”有人甚至几乎是点着丁玲的鼻子说：“你反对周扬同志就是反对党！”对此，不少人纷纷附和，上纲上线。周扬最后发言说，作家协会有独立王国小集团，有反党暗流，号召大家揭发。
丁玲一下就懵了，她没想到她会成为批判对象，而且罪名是“反党”！她更没想到陈学昭、菡子这些朋友也会揭发她，甚至不惜捏造大量事实。陈学昭说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还揭发说丁玲见周扬孩子死了心里高兴等等。周扬听了这话，脸一下就变了。夏衍发言更是从思想根源上分析，认为丁玲、冯雪峰和胡风的思想没有区别，都有很阴暗的一面。
这让丁玲惊惶失措，主动请求党组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出面。周扬在帮助会上再添一把火，提出“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讲了当年在南京被捕的经过，力求自证清白，但几个人不为所动，一致结论说：“这当然是自首。”
丁玲越发惶恐，急于找人证明她的无辜，但无人愿意替她作证。会议开了一个月，结束时，丁玲已经从反党暗流变成了反党集团。
过去批判别人，丁玲向来毫不留情。这次轮到自己，才知道周扬们整起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方法是“先定性，一面倒，不核对”。
在压力之下，为求过关，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这和57反右时，所谓章罗联盟异曲同工。原本并不存在的关系，也只能自证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