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

将曹禺成为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家，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毕竟，一个人在23岁的时候，就能创作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以我辈之愚钝，只能把‌‌“天才‌‌”的标签安给他，这样才显得自己不至于过于浅俗。 写《雷雨》时，曹禺还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常常泡在清华的图书馆里...

左图：周作人与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右图：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作品，译文显示出他中文和日文的造诣都很高，“只可惜，人品与学品不在一个档次上。” 说到鲁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中国人所熟知的阿Q精神就出自于他的作品。不过，很多中国人并不知晓的是，...

据前哨杂志2010年3月号凌泉的文章披露，毛新宇的生父是徐文伯。1959年，邵华在其母张文秋的主持下，介绍给了从苏联治病回国的毛泽东所剩的唯一儿子毛岸青。 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6年间毛泽东和毛新宇未曾谋面，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5月13、14两日，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D.C.召开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会上我作了两个发言，合并起来，稍加整理，权作我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一点意见。在会上，我环顾左右，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会议上年岁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

清华学生的举报用词引发外界忧虑和谴责。（网页截图） 在中国高校教师频频因为敏感言论被免职之际，清华大学又传出学生揭发某老师、并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的言论，引发公众的谴责和担忧，斥“现代红卫兵”出现了。 日前，一则清华学生举报“思修”...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网络图片）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

1949年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国家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

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最早造反在学校，不少红卫兵用最野蛮的方式殴打老师、校领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现名：北京北师大实验中学，改为男女合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这是一个恶性事件。这位解放前参...

1965年莫斯科3月会议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的朝鲜彻底倒向苏联。1966年文革爆发，紧跟苏修的朝鲜成了批判对象，1967年2月，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者金日成”，7月红卫兵包围朝鲜驻中国使馆高喊：“打倒金胖子！”金随即报复，下令捣毁志愿军陵园，在中朝边境架设高音喇叭回骂。

1962年春，毛泽东与二儿子儿媳合影，与邵华偷偷十指紧扣！毛邵像是蜜月中的老少配，岸青站在那里倒像是「电灯泡」。 文革中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一开始的发言就说，邵华是北大二年级的学生，她妈妈张文秋很坏，江青带着哭腔道：张文秋有野心，我不同意邵华和毛岸青结婚，……他们……就结婚了！」说到此，江青哭出了声，全场傻掉了， 江青的发言让全场惊到一片寂静，领着喊口号的红卫兵头头不知道应该喊什么合适。

一 近来中国大陆发生一种举世注目和惊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那块广漠的土地上，红卫兵像溃决了的黄河洪水似地到处横流。这种现象富于戏剧性，可并不是喜剧。实在，它里面蕴藏着悲剧。因此它很引起我的注意。本文的目的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客观...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一群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学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红卫兵”就此诞生。9天后，红卫兵的第一个牺牲品便诞生了。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被三个女学生用手臂粗的木棒痛殴两个小时，直到木棒打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了四个多小时，在申诉书中，卞控诉了红卫兵的种种野蛮行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只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背，用地上的泥巴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但这一切不过是序幕，两个月后，卞被她的学生折磨致死。

毛泽东想出一个妙招，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狡兔死，走狗烹；帮助毛泽东夺权取得胜利的这些红卫兵，其头头不是枪毙、坐牢就是发配，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成了吃不饱饿不死的农奴。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

美国极端暴力组织“奥斯汀红卫兵”。(photo of Far Left Watch via Breitbart) 一个反极端主义的监测机构最近发现了一个名为“奥斯汀红卫兵”（Red Guards of Austin）的暴力组织，这个暴力组织呼吁在美...

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回忆，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一个红卫兵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穿着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的红卫兵暴徒个个手持民兵训练用的木棍或木枪一顿暴打，直到卞仲耘被活活打死。也许是暴虐得登峰造极，红卫兵组织得知毛泽东将在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便推荐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子宋彬彬上天安门城楼（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