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未被这个体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遗忘了,中共通过沉默而遗忘文革,很吊诡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讳的,这说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红卫兵,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乃是一个大忌,所以中国人彻底遗忘毛泽东,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则是,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们,视八九学运为一次“红卫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机枪镇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从思潮、理论上清算过文革,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个党,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种,还不要说习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
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对"文革"其实并没有研究,会议邀请我来谈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赞成像王友琴与丁抒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王友琴默默无闻,完全靠自己的钱来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十年多的钻研,我很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请,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从何说起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向美国出版界即书商介绍中国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这些地区的小说、散文等的那么一个人。他的电子邮件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把他翻译成中文。他说:
‘我并不认为非常优秀的散文,比如像杨绛的《干校六记》,现在可以介绍给非中文的读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
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这就是他跟我说的问题。其实,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了。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理论研究,但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学界没有。美国的学界有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学有所长的学者,但他们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们的杰姆逊先生。他对中国的"文革"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没有人谈论他。(今天可以从网上搜索到:他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的后现代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叙述。)
后来王友琴推荐给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题为《杰姆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章发表在一九九九年的《万象》杂志上。介绍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人做为集体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竟然受欢迎,所以你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论调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市场。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革",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问题,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为什么合理呢?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洋人的论调,对中国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文革"并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
"文革"主要还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他的看法与杰姆逊解读"文革"是"人性的普遍解放",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作为这样的一种看法,"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对红卫兵的记忆很有趣,例如今天国内对习近平搞清零、隔离所使用的人员,因为穿白大褂,而被人们痛恨地称为“白卫兵”,无疑是来自红卫兵的恐怖记忆。)
刚才那个女孩子的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或就按照杰姆逊的逻辑建立起来,这就成了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成立的。
"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的"造反精神",真的流传下来了吗?在中国还有吗?过去我认为是有的,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人,总是被其它地方来的华人视为具有"斗争性格",这是因为"文革"造成的,都是"造反派"嘛。其实这几年我发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还存在,共产党在"八九"年杀了人以后,直到今天,没有遭到中国的任何人的强烈反抗,整个中国十几亿人还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并没有什么"造反派"出来造这个反,红卫兵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精神不存在了。
(本文作者在2001年夏“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