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激怒的谭震林说道：“你们的目地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他还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谭震林意识到跟着中共和毛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只是上贼船易，下贼船难，谭震林直到临终还是坐在了中共这条贼船上。（网络图片） 中共将领中说话直率、脾气急的人不少，谭震林就是其中一个。他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追随武装暴动失败后的毛泽东进入井冈山...

文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

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据文史月刊报导，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

陈毅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前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投降国民政府，成为“红军第一叛将”。根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的种种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经历，还原龚楚逐渐对中共失去信心直至最后叛逃的心路历程。在这位中共最高叛将笔下，除披露红军为杜绝保证长征时逃跑及投降现象进行的“万人坑”大屠杀之外，谭震林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以莫须有罪名，与项英共同合谋残酷处决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的言行举动也令人触目惊心。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投敌，成为〝红军第一叛将〞。事件起因是，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为保证长征时没人逃跑及投降竟进行“万人坑”大屠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失去信心。

这两天讨论《夹边沟记事》，有人说，被打成右派备受折磨者也一定有罪有应得之处，否则为什么不整别人偏要整他呢？不由想起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先生当年表演反派极为传神，于是文革被批斗，罪名就是：你没当过黄世仁怎么会演的这么像。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运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吴法宪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述了周恩来...

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万人）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1948年11月，谭震林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作为一名淮海战役的高级指挥员，谭对邓小平的“我有淮海”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后来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

谭震林与夫人葛惠敏(网络图片)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

谈及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戚本禹称，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

红军时期，许世友的级别甚至比粟裕还高，可济南战役后，粟把他“撤职”了，把他的老部队编给了别人，几乎终结了其军事生涯。也正因为如此，许世友不但没能参加国共最后大决战中，而且在1949年的全军整编时，与许世友同一时期同级别的人都当上了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唯独他...

1996年，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前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投降国民政府，成为“红军第一叛将”。根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的种种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经历，还原龚楚逐渐对中共失去信心直至最后叛逃的心路历程。在这位中共最高叛将笔下，除披露红军为杜绝保证长征时逃跑及投降现象进行的“万人坑”大屠杀之外，谭震林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以莫须有罪名，与项英共同合谋残酷处决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的言行举动也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