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使北大数百名学生罹难。他们位列五类分子之末，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欺侮，被迫进行无休无止的认罪和自污，还有很多人要从事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几乎超过了常人能够忍受的极限。即使摘了帽，也仍然是贱民，看不到未来，找不到希望。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很多人迫切地想逃离...

Botanwang：永远相信你的直觉，它们是来自你灵魂的信息。很多人嘲笑“躺平”。其实，他们不懂结构性风险。躺平在社会学里，有一个更专业、更准确的名字：战略性不参与。在投资里，这叫：空仓。在《三体》里，这叫：冬眠。冬眠是用来穿越“垃圾时间”的。现实中的我们没法冬眠，但我们可以做到：醒着的冬眠！

交易者简放：给车装饰的时候，跟旁边的一位同是等待的人聊天，从国产车的内卷聊起来，聊到美伊战争，聊到军工，聊完房地产聊白酒，聊完光通信聊内存，最后，他疑惑的问我：哥，你是不是炒股的？

在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没能抵达终点。仅黄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丧大海。 半个世纪后，他写下自己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极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 黄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 但是在黄强看来，这个政党的DNA并没有改变——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然要中国人对它俯首帖耳。

1951年，16岁的倪匡为追寻“乌托邦”理想，辍学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之后，他成为一名“公安干警”。 1952～1953年间，他参与过苏南的“土改”斗地主，抓“反革命”。斗地主判死刑的时候，领导要求倪匡写布告公示，倪匡问判处死刑的理由，领导告诉他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啰嗦什么！ 多年后，倪匡说：“如果不从内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

作为中共首任党魁陈独秀的特殊经历，或许可以为那些被中共蒙骗的，以及业已明白被骗但又不愿正视的中共党员以启示，那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中共根本没有改变的任何可能性。若想拥有自由民主的中国，那就要退出中共，并为没有中共的真正美好的新中国而努力。 对于中共，陈子美与其父亲一样，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曾看到网上有报导说，陈子美去世前闻知中共政府拨巨款，正在整修陈独秀的墓。她听后，只是淡淡地一笑，说：“又得花老百姓的钱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又被砸了！”一语击中中共的要害！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如今，这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美籍华人容锦爱和祖父容永协在香港的合照（左图），容锦爱一家人到访世界各地滑雪（右图）。（容锦爱提供）我相信上天的安排，很多人生决定看似出于无奈，其实是时势所推，即使当下不如所愿，但后来再看，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地好，仿佛早有安排。回看70载的风雨人生，美籍华人容锦爱感慨道。二十世纪中...

七十年代的逃港批斗会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后，尽管内地边境管制逐年严厉，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绝于途。在深港边境那次反英抗暴斗争平息后，港英方对偷渡人员一反过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办法，对偷渡者，基本上是采取全部收容，并在一般情况下，半年后就发给身份证。这一政策，给偷渡行为增加了一剂...

他写下自己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极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 黄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 但是在黄强看来，这个政党的DNA并没有改变——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然要中国人对它俯首帖耳。 当今，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中，当香港人也纷纷“逃港”，远走异乡，他感叹：“我的天堂没有了。”

穿越边境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图片来源：公有领域）当年湖北武汉大学是全国反右斗争的重灾区，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级学生为打击重点。这个年级共有三十三名同学，其中有十一人划为右派份子，其中极右占了九人。吴开斌品学兼优是全校的尖子，有翘楚之称。他的同班同学傅治同在...

一年前，笔者拜访肝癌缠身的刘宪平，聆听他述说生命故事，这位目光炯炯的长者，凭着坚强的意志抗癌逾10年，并为美东树立“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出钱出力。他相信，为逃港死难者竖立纪念碑，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他自己就是亲历者，经过三次惊险偷渡，才与太太陈华美一同来到彼岸的香港，从而有机会记录下自己和身边人经历的一切。

北京有一个段子，有一位山西煤老板在北京宴请官员，官员大言不惭说在北京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酒过三巡之后，煤老板就提出，能否把天安门的毛泽东相片换成我爸的相片？官员拍胸补保证没有问题，煤老板依约付了钱。几天过后，煤老板路过天安门，发现相片依然是毛泽东，就跟官员要说这件事怎么没有办成？官员说办成了，你回去看一下你的户籍资料，煤老板的名字被改成毛岸青。

这就是厉害国厉害之处：败坏人伦。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甚至仅仅为了自保，反目为仇，互相检举揭发的多了去了。香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台湾恐怕早就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