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逃港批斗会
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后，尽管内地边境管制逐年严厉，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绝于途。在深港边境那次“反英抗暴斗争”平息后，港英方对偷渡人员一反过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办法，对偷渡者，基本上是采取全部收容，并在一般情况下，半年后就发给身份证。这一政策，给偷渡行为增加了一剂“催化剂”，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偷渡逃港潮延续十年之久。
偷渡逃港由于边境管制严厉，偷渡逃港者对于偷渡行为的暗语也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广东地区的百姓，把偷渡逃港暗地里称为“督卒”，把偷渡逃港者比喻成中国象棋的“兵、卒”。中国象棋里的“兵”和“卒”是最小的棋子，身份卑微，未过河前（楚河·汉界）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前走，左、右、后退都不行；而一旦过了河，它们就威风大振，横冲直撞，且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一般偷渡者，都是百姓，他们像未过河的“兵”、“卒”一样，社会地位卑微。横在中英边界的深圳河，就是象棋盘中的“楚河”、“汉界”。百姓一旦越过深圳河，就会像过河的“兵”、“卒”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奋勇拼搏，也有不少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偷渡途中，成为深圳河的祭品。偷渡逃港一般是社会生活困惑的失意者，当时内地政策导致他们共存一种心态：过了深圳河，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来了，所有的亲人、同学、朋友，都将相见无期。
1966年5月，广东省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拥有港澳身份证，就属于港澳同胞，此后偷渡出去再返回内陆的不仅没有优待，而且被禁止再出境。
1967年后又出台新规定，偷渡逃港的回归人员，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了1966年规定中以1957年划界的规定。随着边境政策日趋严厉，边境安防设施和措施也不断加强，偷渡逃港者要翻越有着现代安防设施的深圳河已不那么容易了，一些“督卒”者，只得另辟新途——泅渡过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边境“督卒”的边民走的差不多了，进入七十年代，边境地区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偷渡者。这个群体具有不同于边境老百姓的许多特性。
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红卫兵知识青年，从市民变为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其贫困，繁重的体力劳动、落后的生产生活习俗、僻狭的地域观念，使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灰飞烟灭后，感到极度的沮丧和困惑；各种社会势力和户籍政策的歧视，又使他们不堪忍受；回城无期更使他们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从广州上山下乡到深港边境一带的知识青年，最终选择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经经历过“督卒”，并做着再次“督卒”的准备。这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国投敌者，更不认为自己是“阶级敌人”，他们觉得自己是热爱祖国的，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为了人生拼搏而去香港。
此时，国家的政策也有了一点变化。1972年8月，广东省委向中央、国务院报送《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周恩来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还强调对偷渡逃港者要“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
1973年12月，广东省委颁布新的政策规定，重申1970年海丰会议部分精神，在个别政策上出现松动，同时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此时的知识青年，也把“督卒”一词改为了“起锚”。
“督卒”——过河“兵”、“卒”再也不能回来，起锚开航的船，终归要有返航的一天。
1967年1月，马思聪偷渡逃港，展转美国定居。
1972年，随着中英关系改善，深港边境形势缓和，政策的松动，大规模的偷渡逃港潮再次掀起。
对于在文化革命政治斗争中已不再需要的红卫兵学生来说，逗留在城镇中无学可上，无业可就，无所事事，又天不怕地不怕；有着狂热造反精神。国家最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问题，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做出选择。
当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毛主席的案头后，一下子触动了毛心某个敏感点，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毛泽东立刻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稿件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的消息，加编者按，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一项解决城市就业压力为出发点的举措马上锐变为一场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给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由的同时，也为在运动内部制造出更多的矛盾留下了伏笔。为了寻找能自由发展的空间，知识青年只得孤注一掷，离开这连吃都成问题的地方，用青春和生命作一把赌注，铤而走险，赴海求生，他们选择了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在今天书写知青史时，如果缺少了广东知青大“起锚”，历史就不完整，“起锚”应随中国知青史一同进入历史博物馆。
知识青年“起锚”逃赴香港时，已不像1957、1962年的“督卒”，走过罗湖桥、文锦渡、罗芳耕作口岸、沙头角……等等那么容易了。他们必须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香港。此时大多知青“起锚”逃赴香港的路线一般有三条：
首先是西路，从东莞进入宝安、南山一带，泅渡深圳湾。由于深圳湾临珠江入海口，很少有鲨鱼，沙滩边又有红树林可作偷渡人藏身之地，风浪相应小一些，泅渡的危险也少一点，悬着这条路的偷渡者多，边警在这一带防范森严，到达海边的难度也加大了。西路潜在的危险是：一、珠江江水在出海口有时和海流会形成漩涡，人一当进入漩涡，危险极大；二、如正碰上退潮、偷渡者一旦被潮水带入伶仃洋，那也就是不葬身鱼腹也得尸沉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