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从蛇口泅渡的，这是后海湾，因为靠近珠江口，所以也没有鲨鱼，离香港的海面距离也只有4公里，下水最适合的时间是每年八月和九月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顺流”，在这一段时间下水为顺水，游到香港对岸要省很多气力。在遇上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间一条水道，海峡很窄，几乎一个多小时就可游过去，但有好也有坏，潮水退去后，岸边有一段很宽的地带潮泥又深又不好走，走起来目标又大，又吃力，有些偷渡者不得不在潮泥中爬行。一旦偷渡者碰上海蚝，会把大腿及身体割得遍体鳞伤，尽管这样，后海湾还是知青“起锚”的热门地点。
其次是中路：也就是所谓的陆路，由火车路或直通宝安县的公路过樟木头、布吉镇进入猫窝山，梧桐山，再从文锦渡、福田、梧桐山、流浮山到沙头角，这30公里左右的地段，翻越铁丝网或跨过深圳河就到香港，深圳河不宽也不深。梧桐山，山势起伏雄伟，峰峦叠嶂，千仞峭壁，怪石磷峋，树木稠密，杂草丛生，是偷渡者躲藏的好地方，因偷渡者在梧桐山南麓，冲下山就是盘山国防公路，越过公路，翻过铁丝网就是香港。但有不少偷渡者，夜间行走，不小心跌下陡似斧削的崖壁，后来偷渡者称那些地方叫“舍生崖”、“断魂崖”。因为是陆路，中路成了边防最严密的一段，铁丝网是现代化感应装备，加之林立的流动哨和潜伏哨，无处不往的民兵、警犬，以至于这一路竟被当局形容为为蚊虫都飞不过去的边防。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青年们想尽了办法，如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收集老虎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到老虎粪就不敢追了。
所以还是有不少知青翻越了过去，更有甚者，女知青硬是从铁丝网上爬过去的，这一方面她们应用了屏蔽技巧，配合了可能还有边警的同情和宽容，有意睁只眼闭只眼。
第三是东路：即是从惠州过龙岗，进入打鼓岭、沙头角、盐田、大梅沙、小梅沙、泅渡大鹏湾偷渡到香港。东路最危险：一、有鲨鱼，不少偷渡者就在东路的大鹏湾葬身鲨鱼鱼腹。二、退潮时，偷渡者极易被水流从大鹏湾带入大洋。这里的边防守卫松一些，不少人选择从这里下水。
大鹏湾的狂风恶浪，鲨鱼也吞食了不少人，尽管如此，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知青，从这里逃港成功的也不少。
从“起锚”偷渡的主要途径来看，海峡毕竟是要游过去的，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游泳技能和超强的体力。
知青们为了促进“起锚”的成功，往往利用回广州的机会，在游泳池里练游泳，常常是一下水就是七、八个小时，一游就是数千米。
有些人为了提高“实战水平”选择珠江游长途。于是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反照）的一段十公里的河面上，成了“起锚”者的练习场，这种实练比游泳池里练更加实用。
为了在海中更安全、“起锚”者还必备充气设备，当年泳圈、气枕，在宝安海岸沿线，是违禁品，尤其泳圈是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境内，气枕和球内胆，则是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藏匿着带走的。
起锚客奇招出尽：用数量较多的避孕套，捆成一捆，吹气后拴在身上，经济实惠好用，携带安全、可靠，边岗谁也想不到避孕套竟会成为“起锚”者的“救生衣”。
当年，为了堵截“起锚”者，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再往南，还有第二道和第三道……真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流动岗哨及便衣，还有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加上警犬，真是全民性，全方位立体堵截组合。
这些措施迫使“起锚”者自进入宝安县起，就只能在夜晚翻山越岭，“起锚”者与堵截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今天，开车几十分钟就得走过的地方，当年“起锚”的知青地形不熟，尽管手中备有简单的地图和指南针，白天不能走，躲在丛林、草丛中，活受蚊虫、蚁群叮咬之苦；晚上也只能靠微弱的星光在草丛、荆棘中走；除了当心蛇蝎攻击外，最当心的是要回避巡查人员，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几十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遇上蛇蝎，野狗袭击只能算是运气不好，遇上军警、民兵的抓捕那可真是命苦了。
一旦被抓捕，逃港是叛国投敌，必须对起锚客执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大仓”（当地关押逃港者的拘留所），在“大仓”的标准是一天四两米饭，半个月下来，人就要瘦一圈，而且还要开批斗会，写检查、写悔过书，把你身份调查清楚后，送回原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知青们就是被送回所在农场或农村生产队。
送往农场的一般要吃很多的苦头，因农场的职工有些是原上过战场而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意识强，恨透了敌人，所以送回农场的知青，十有八九都要挨打、受批、活受罪。后来被抓到的农场知青，死也不讲是哪个农场，或者胡乱招供成一个公社，而送去时人家又说他们不是该公社的人，知青们就利用这样送来送去的时间，中途逃跑，回到广州准备再次“起锚”。
插队的知青，送到生产队后，大队也得开批斗会，早期，被批斗的人吃了苦——挨过打、挂过牌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起锚”的人越来越多，“起锚”成功的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倒是越来越少，群众开会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渐渐开批斗会也慢慢变了味，主持批斗会的干部渐渐有了点分寸，有时的批斗会，倒像似在欢迎失败者归来的欢迎会。
被批斗的“起锚”知青，站在台上，最想听到的是群众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似乎在鼓励“起锚”者，今后还下更大的决心“起锚”。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地“起锚”下去，如此，就有知青竟创造出“起锚”十几次才成功的记录。
当有关当局加强堵截从宝安的逃港者时，有知青开创了绕道澳门去香港的路线：从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
当年，澳门不像香港，对偷渡者发给身份证，澳门当局抓到的偷渡者都送回大陆，所以追捕上岸的偷渡者是警察的职责和任务。毕竟澳门只有那么大，容纳不下太多的人口。
但一般的葡警也视抓捕偷渡者为赚外快的机会。在澳门水塘和黑沙湾一带，是偷渡者热门的上岸地点，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十分荒芜。这一讯息葡警知道后，他们深知上岸的偷渡者不知道从何处进入市区，于是葡警只要守住一些必经之途，肯定会有捕获的“猎物”到手。在捕获“猎物”后，如果上级在场，那是警员尽职尽责的表现，成了日后进升的根据。如果条件允许，澳葡警察就看“起锚”者表示如何，能乖乖奉上钱财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钱财丰厚则还可以“指点迷津”。如偷渡者身无分文，那就得看该警员的良心和当时的心情了。大多数警员还是会出于怜悯，放走了事。
这些澳葡警员信奉的一条底线是：视金优惠，他们的索求也不高，一般是20到30港币。所以从石岐到澳门，再过香港的“起锚”者一般都随身带有港币。至于从石岐到澳门再进香港怎么走呢？石岐是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澳门位于石歧的南端。还在国民党时代，从石岐到澳门修了一条当时是甲级的公路63公里。但在石岐与澳门之间有个五桂山从中截开，由石岐为起点的“岐关公路”（石岐至关闸），就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条路都是沿着五桂山边走，最后在一个叫肖家村的地方两路再汇合成一路，再向南，可抵达澳门。于是从中山石岐到澳门的“起锚”路线，也分出了东、中、西线三条。东线：由石歧出发，途经南蓢、崖口、翠享村、下栅村，大金顶、哨家村。
当年，下栅村口设有边防检查站，没有边防通行证，很难过关，于是起锚者选择在翠享村就上山走山路。翠享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所在地，这里山势复杂，山体高峻，没有本地人或认路的人带路，是很难进山后再走出来的，所以边警对山林也管理松懈。
中线：从石岐出发，沿五桂山西边公路走向走。途径北方、深湾、麻斗、白石三方等墟镇，汇合东路直抵南溪。南溪位置十分特别，车站旁有一条小河，过了南溪桥，便是上涌边防检查站。南溪背山，西向坦洲大沙田区，仅有一条村级公路把两个墟镇连起来，边警把守着南溪路上，没有证明，是休想进入南溪或坦洲沙田区。走这条路的人一般都骑单车从公路走，在南溪之前上山，把骑来的自行车扔到水塘里，每年冬天，村民们放塘水抓鱼时，往往会发现“起锚”者扔在鱼塘里，已经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扔掉一辆单车，似乎成本太高，也有讲义气的“哥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骑单车专送朋友上山的。
西路：走西线的人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必须先在坦洲大沙田区找个落脚点，待到晚上，再向东、东南、或南三个方向，穿过大沙田的水乡泽国，进入中线的海边下水。也可以在坦洲和水闸、湾仔等地下水。但这路在接近水边时，要穿越一片百多米宽的平坦地带，而这一带军警堵截很严。
“起锚”者除了从深圳（宝安）到香港，或从中山（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这些都是非得泅渡海峡。（但从澳门到香港大多是用船）。为了达到到香港的目的，知青们最方便、最稳当、成本也最高的办法就是用小艇或木船划过海峡或珠江口。
这也有三种办法：首先，由“蛇头”带，这就须要交付“蛇头”一笔相当的费用，大约在200-500元之间，这在那个年代，这个价格很高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知青，想尽办法凑足这笔费用。
其次，就是买一条船，那得好几个人合伙，这种办法往往当地人也参与其中，因为用船，首要条件是先要了解季节风向，潮汐汛期、水手等。
再次，当地的干部在划船走时，也带走一部分与他们关系好的知青，虽然当时这些知青没有给钱付酬劳金，但一般到了香港后，努力打工，做事，赚到钱，都会感谢他们带自己出海之恩。
知青的“起锚”是要从社会主义的中国逃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唯一的突破点是冲破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到达香港。
“起锚”者为了突破这个“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功者，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忆起其经历，真是九死一生，叫人声泪俱下，令人感慨万分。
《记忆》2013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