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8年。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爷突然请假回家了。他嘱咐这个要听话，那个要注意身体，临走时，姥爷抱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说完他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妈妈接到电报，说姥爷喝卤水自杀了，死时才五十多岁。妈妈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别人说姥爷...
我出生于大饥谨之后的1964年，懂事时文革已呈癫狂之势，记忆里最早、最可怕的事是听村头高音喇叭的声响。喇叭一响，母亲便会吓得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菜刀切住自己的手指，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开批斗会啦。我常常跑出门去，不用到门口，立即就会惊惶失措的跑回来，后面跟着一帮被当时的老百姓...
改革开放，他们那个偏远小城突然要引进外资，市委书记说，要充分利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回国投资的热情来加快四化建设，于是他因这个海外关系被调到市统战部，最后当上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 在政协当官没有什么权力，但养尊处优，比起改革前诚惶诚恐的日子好多了。那时，每当政治运动来时，他就恐惧到极点，好几次被列为批斗对象，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渡过，最终都幸运地从黑名单里被剔除而免遭批斗。
我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是六十年代马桥中学的优秀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县官，有的去了美国，而我却因社会关复杂、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被枪毙，二哥是国民党青年军，三哥是叛国投敌劳动教养）而被学校清除。本人原本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的文字、画最...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打斗杀戮，周边地区竞相仿效。 江永县，全县的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8月17日，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轰！轰！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脸上、身体里炸响，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是长沙市62届高中毕业生，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皆不被录取，1964年上山下乡。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