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能够吸纳外籍华人血统且专业成绩斐然的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赛，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仅节约了大量培养成本，夺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从这些外籍华人选手来说，让这些年轻人考虑中国的政治因素拒绝机会，似乎也不大可能。这些运动员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国的华人，不少就是公费选派的，他们出生于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对中共政权的专制黑暗并无切骨之痛，当然也不会教育子女仇恨这个政权。如果获奖，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是报酬丰厚。

有趣的是，冬奥期间中国代表队被发现有如谷爱凌等一些备受国籍争议的成员，去年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谷爱凌表示：“我这个外形和说话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国人，没有人能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中文流利，对这里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认同中国人的身份。”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同时自称美国人的谷爱凌也可以代表中国？原来看来相当简单，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徐州市出租车司机拐卖妇女大案。据书中所言，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从火车站拉到单身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卖掉。这本书还明确写明了出租车属于"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和个人私营出租车。

医学专家纷纷表明，“清零”不切实际，“同病毒并存”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现实和抗疫策略，与爱不爱国无关，总之不能扰民过甚，死守“清零”政策不放。以至《明报》在每篇评论后加上按语，表明文章旨在指出政府施政缺失，无意煽动仇恨，尽管不是免责条款，也不能阻止警方执法，但起码有助取信于法庭，从按语的角度理解文章的用意，尽力保护余下的言论自由。

清一色”而“完善”的立法会议员，都居然对政府的防疫政策完全无法理解，误解“清零”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都持续，既不是只等更多老人打疫苗，也不是等待新疫苗，这不正是说明了，政府目标是什么，不要说普通市民不知道，连保皇党立法会议员都不知道吗？保皇党不但没有帮政府解画，反而帮倒忙，在散播伤害政府自己专家公信力的言论，甚至阻吓他们表达意见，这不是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是如何荒谬吗？

人类无法消灭新冠病毒，跟它共存根本别无选择，“清零”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倔头路”（没出路）。不错，病毒不断变异，Omicron之后新病毒可能寻回强烈毒性，至今没有科学家可以断定，但到时若有需要大可改辕易辙，重推“清零”政策，但绝不能因为未来可能逆转，便放弃现在因时制宜，以适当措施应付眼前疫情，正如疫情伊始，未有疫苗，也不掌握治疗方法，断不能假定病毒会逐渐变得温和，而贸然采取放松对策，与病毒共存。

随着过去一年中共及作为傀儡的港府加大打击香港公民社会的力度，近月逐渐弥漫着失败主义及投降主义。近日在中大任教的著名时事评论员蔡子强的受访言论可以说是当中的表表者，简单来说，他将失败归咎于反送中以来的“激进”做法，这当然是本末倒置的说法，面对一个以非常激进方式想要消灭所有反对势力的政权，大家用较以往激烈的方式反抗，到底何错之有？

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在“全民检测”后，政府又抛出“全民接种疫苗”，又再一次吹嘘接种疫苗后，就可以通关；结果接种率愈来愈高，却永远都无法达标；接种率的标准愈拉愈高，可是即使100%接种，Omicron却杀到来，不但令较弱效果的中国科兴疫苗无效，甚至连mRNA技术的复必泰也大打折扣，要接种第三针的补充剂。结果“信疫苗”、以为接种过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又再告幻灭！疫情两年了，不但没有旅游，出入香港的限制却愈收愈紧，只见无了期的隔离政策。

对于中共来说，基于所谓的“制度自信”，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早已经满不在乎。冬奥会虽然受到外交抵制，但这种局部的抵制对中共来说不痛不痒，因此也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做出任何回应。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内部的政治稳定，也就是“二十大”的顺利召开更重要。因此，外界必须有思想准备，在2022年，我们将会看到中共犯下更多的侵犯人权的恶行。

抗疫又是标榜民族主义的时刻，各种措施如只用国产疫苗、封城强迫检疫、对外长期闭关、健康码贴身追纵等等，都代表跟西方泾渭分明的中国模式，因此抗疫之余，更要好好宣扬，以示国威，也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尽管防疫形势大大有别于从前，也尽管中国模式有多么不济，也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继续示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实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减轻检疫的难度；例如打疫苗，为何不是以效率优先？上海复星买下德国BioNTech的“大中华”代理权，由当时预计上年七月可获中国大陆的批文，却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国两只著名的灭活疫苗，对Omicron变种都几乎没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选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全球多国都最轻易获批，可谓最受欢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国大陆使用呢？

10日当天，有朋友哭着在电话中对我说：“人权捍卫者所做的一切值得吗？张青就这样走了。他们夫妻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如两地分居的时间长……！”确实，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人实在太不容易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常人所难以体会和想象的。我们交流过，张青很明白：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行者的付出，甚至牺牲。张青去世前后发生的一切，使得我们再次认识到：集世界独裁暴政邪恶于一身的中共，暴政的邪恶程度无人能比。

现在共产党的大一统才是一个危害，它是强调用一个东西把所有东西都笼住，一国之下没有多制，一体之下没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个十七条协议吗？说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就知道，要把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就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会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轻易去改变它。但中共后来破坏了这一点，践踏了十七条协议。

林郑政府若限于口舌批评，却不严正依法追究犯人，按例惩处违规者，今后不但无以服众，更不啻是摆明刑不上大夫，明示香港确有法外之区，公务员体系亦确有治外之民，不受管制。如此不作为的话，特首虽然无煽动市民仇视特区政府之意，却令市民深深不忿而有煽动之实，以现时的标准看，甚至有损害国家安全之嫌。

曾在香港成功推动废除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之撤退，有着相当重要的象征性意义，香港一直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理想的亚洲地区总部，不过，在《国安法》下，任何外籍人士也都可能因为批评政府或北京当局而被认定触法，故此，其它国际NGO也有可能考虑迁离。对北京而言，像国际特赦组织这种世界有名的NGO能够知难而退，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在不用付出代价下就解决了他们，且证明《国安法》的确具有吓阻的力量，而“去国际化”就这样大步往前。

从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即可见政府民望低落，不止是因为政府官员的责任，而这批所谓“建制中人”比起政府甚至更不堪；即使特首在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这些身为建制一分子的权贵，竟可带头知法犯法，不去怪责自己不守法，反过来“不满”政府对自己人“严苛”，足证在没有民主阵营监察的“建制”，可以堕落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不但连为政府“护航”的角色都做不到，反过来拖累政府的民望更向下沉。

这个例子一次过犯了四个错误。一是混淆了受访者与记者的角色和责任，该报道采访两位中大毕业生，他们才是消息来源，内容即使有何冒犯之处，甚至警方指内容有煽动成分，也不能毫无证据，便想当然认定记者造假行骗，更不能指新闻机构刻意煽动市民；二是认为个人经验不可取信，也等于否定受访者的亲身见证，可作为记者常用的新闻来源和题材，正如人证也可当作有效证供一样。

全球许多国家都在为与武汉肺炎共存来推动经济反弹与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国则仍以清零为目标，牺牲经济而采取极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着人事换位，安排习家军坐上宝座，实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国有什么好兆头。

要改变国人的不幸和国家命运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确结论：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和人权，古代中国优于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也证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权。学习苏联的政教合一加农奴制，只能让中国人的命运倒退回两千多年前，至少不会高于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