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愿”为什么要媚“大盗”？因为文人们本身没有独立是非和骨气,他们的全部价值、地位、利益都来自体制的赏赐。要做官、光宗耀祖、保住利益,就必须讨好权力。所以他们天生就会迎合、会自我审查、识时务、拍马屁——而且谁拍得巧妙，谁做的官就大。 两者一拍即合：“大盗”给“乡愿”好处,“乡愿”给“大盗”合法性。这套“暴君+犬儒”的共生关系，两千年不变，从而导致了秦制不变。中国问题的根子不在某一个昏君、某一个奸臣,而在政与学合谋构成的整个系统。 见着那种看起来老实忠厚,没是非观、不得罪人、随波逐流的人，小心，他一定是伪君子。

邓小平悍然复辟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网络图片）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20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2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

当专制落幕，真正到来的不是混乱，而是重建；不是失序，而是再平衡；不是崩塌，而是制度重构。国家不再属于某个组织，而属于每一个公民。那将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以法治为框架、以公开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它未必完美，但它拥有改进的可能；它未必没有对抗，但对抗可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正是在这种可修复的秩序之中，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与尊严共存。

“没有中共中国会乱”，本质上是一种恐惧叙事；而恐惧，恰恰是极权最稳定的基础。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必须靠恐惧维持的秩序，本身是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这，才是所有反驳刻意回避的地方。真正的问题不是“怕不怕乱”，而是“怕不怕真相”。

陈弱水教授明确指出1949年中共建国而不是建政，这是对两个不同国家基本认识。一个是专制中国，一个是民主台湾。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立足点。陈教授主要讲：中共是极权主义，也就是控制一切，但不受控制；我完全同意。殷海光、傅正可以转学工作与读书，就是台湾与中国还有不同的地方。中共后来与苏共...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

越专制，人的素质越差！从清代中后期开始，西方传教士踏足中国，他们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这个古老帝国的国民风貌，往往震惊于所见所闻。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明恩溥）在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将中国人的"性格"问题归...

西方民主法治，其出发点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因为他们的国会议员是真正由每个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他们必须向选民负责，他们是代表公民监督政府，限制政府胡作非为的。对照今日香港的选举制度，巿民便不难作出自己的抉择。

俄中两国的统治结构极为相似——依靠民族主义、仇恨宣传、经济寡头与信息控制维系权力。如果俄罗斯因战争失败而出现政权崩塌或民主化浪潮，这对中共而言是最致命的心理冲击。因为这将让中国民众看到一个事实：专制并非不可推翻，独裁并非命运。那一刻，中共几十年来维系的恐惧结构将出现裂痕。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

清华学者劳东燕昨天（19日）在微博发文，称感到近年来有股力量拽着所有人下坠。文章发表约10小时后即遭微博删除。

张大熊认为共产党搞大跃进是“勒索民财”，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疲劳轰炸”。他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自己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钢，空中取物，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没有空来思考是非，每天做十、十一点钟，可以防止我们反抗，一种疲劳轰炸”，“思想原来是自由的，而现在都锁上了共产党的政治锁了”等等。 “总有一天会来一个火山大爆发的，那时的爆发却不止我一个人呢，是全国人民。”张大熊专门在古墓“尽忠报国”石碑前拍照，以示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