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所说高压之下，如果不改变立场，生命可能都有危险，或许正是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一把钥匙。后人当然可以对他们的言行作出评价，但若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生存压力，仅以道德标准进行裁断，往往也难以真正理解他们何以如此选择。

先让我们看看著名的反动派胡适是如何诬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的：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像今天编者略统治下遭受到如此大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酷*刑（cruel torture）的。...... mainland的知识份子，他们最大的悲剧是由于他们沉...

在这样的国际反共背景下诞生的这份决议案，既有其同仇敌忾的底气，又来得相当及时，在美伊即将结束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时，指明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有利于美国人民跳脱中东，聚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 写稿时未见中共对这份决议文的具体回应，习近平固然恨在心里，但高调回应等于提醒更多人关注，估计中共很大概率会略过不提，唾面自干。不论特朗普讲多少好听的话，美中之间尔虞吾诈、互相绊脚、打打停停、避免爆煲，这种态势暂时不会改变。

中共非要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在巴拿马运河议题上，跟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一争高下不可，既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 如今，美国重回当年的“门罗主义”路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许外来势力，特别是中共染指美国的“后院”。去年至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政权发生更迭，由亲美国的保守势力掌权，这些国家只会强化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远离中共。 尤其是，2026年1月，美国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月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之后，中共报复巴拿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脑袋。

胡平蹲下，把左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连说：“得补，得补，得补一刀！”姚革掏出刀子站在水里，又拣起一个石块，把刀按在砍伤的手指上，用石头往下砸。第一下砸得很轻，姚革还下不了这个狠心，第二下也砸得不够有力。胡平有些着急：“不成，再来！再狠点！” 石块砸的第三下，拇指往上一跳。因为下边的大石头不平，所以还有一点皮连着。血冒出的更多了，胡平满意地说：“这下成了。” 姚革把大石头上的血迹用水冲掉，收起手术刀。刀子沾着朋友的鲜血，十指连心，心如刀搅。 过了桥就到了“五七”干校。干校的人马上找来医生，在医务室给胡平的手上打了一针，医生颤抖地用纱布把断指包好，急切地说：“赶快叫车，马上送到大河医院！”

更预兆不祥的，是政治气氛早已不利，有几个董事抨击我的纽约来信中署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同时因为我国报纸的登载，说我曾经说来新加坡是要建立一个“反共”大学，而使我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 同时，共产党支持下的新加坡小报也开始对我展开诡谲的攻击。小报是不定期出版的中文报纸，英国政府对于它是只要不涉及到马来亚的战争，就容忍其存在。该报骂我浪费南洋大学的经费，骂我是美国的特务人员，并且说我英文都不通。 至去年十二月时，情况已经显明，这许多阻挠与中伤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北平已经意识到南洋大学在一个它所不能控制的人的主持之下，可能成为一支自由的力量，所以在我抵达新加坡之后不及两个月，北平即已颁下命令必须搞走林语堂。

我只想再多说一句的就是：各位华侨和留学生朋友们，虽然中共就是这样地打赢了内战，打赢了国民党；但打赢了国民党和内战的中共，又给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命运呢？这，虽然也无需我再讲下去，但，却又最应该是由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来加以沉痛反思和深刻认识的了……

这是右派蔡恢一九六O年在北京市清河劳改农场去世后，家属保存的唯一一张他的生前旧影。这张照片是一九五三年春，蔡恢（前排左一）与邮电部同事游十三陵时所摄。二OO二年，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北京市公安局1963年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档案，蔡恢名...

中共在1949年取得大陆政权之后，必须刻意将此前的战争重新定义为“国共内战”。因为只有将其定义为“内战”，才能在历史叙事上淡化中华民国原有国家法统的正统性，才能把中共从“革命颠覆者”重新包装成“人民选择的新政权”。如果承认中华民国才是当时唯一合法国家，那么中共的历史角色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它将不再只是“革命力量”，而更接近于一个以武装方式推翻既有合法国家的革命集团；而中华民国政府的抵抗，也不再只是普通党争，而更接近国家保卫战。

2022年12月7日，北京，一名防疫人员身穿防COVID的防护服，在政府隔离设施门口执勤。(Kevin Frayer/Getty Images)（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编译）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中共魔鬼邪教、流氓乱党的红色场馆，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遍布中华大地。其数量之巨，或可与中国所有公厕好有一拼？中共的3500所党校，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遍地贪官；中共的2400所马院，在年复一年的给年轻人灌输马主义——被世界公认的“破产的意识形态”。红色场馆、党校、马院，都是丧气、人渣、邪说的集散地，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和公害。 通常，中共红色场馆的全流程标配是：征地（拆迁）、规划、设计、招标、采购、施工、装修、装潢、绿化；行政、后勤、食堂、装备、办公设备；文物征集、编辑、美工、布展、雕像、腊像、讲解等等。以上每一项目与环节，都在产生费用，而每一笔交易，都是贪腐的机会。

2016年5月19日，我们江一中高六六(2)班在重庆巴南区东泉聚会，以纪念我们毕业五十周年。这也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真正经过认真筹备的全班意义上的聚会。然而最后参加聚会的同学却只有二十七人。这个事实使积极参与筹备的我不由感觉有些凄凉，二十七人，刚好是我们毕业时人数的一半。老师呢，则...

稍微熟悉一点文革历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广西是重灾区，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更是前所未有。（网络图片）稍微熟悉一点文革历史的读者大概都知道广西是重灾区。在广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的指使下，军队和武装民兵屠杀了近六万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使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高达十五万，居全国之冠。甚至还出...

抗战期间，朱迈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军队，参加了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期间，他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成功，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 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却在1951年11月中共掀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却被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 1984年，朱迈先冤死一案被认定为是错判，中共政府为其恢复了“名誉”。 朱自清父子被中共利用后的痛苦和结局，其实就在昭告世人：远离中共，才能远离灾祸。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文革开始后，梅汝璈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据《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记忆中的消失》记述，在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大屠杀的前提下，当时他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近乎“汉奸”、“卖国贼”等。他也因此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 当外交部造反派抄家时搜出了梅汝璈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以为抓住了他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在梅汝璈的抗争下，法袍被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