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了军垦农场
1968年底，我们65级的专科和64级的本科毕业生，离开武汉，来到8227部队所属的湖北洪湖大沙湖军垦农场，带着36元的月薪，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部队果然是一个大熔炉。在武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不是怒目相向，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来。可到了农场，第二天的一个大会，那些壁垒就土崩瓦解了——在大会最后宣布对连、排两级由学生担任副职的名单时，全体大学生都明白了：部队半点、一丁点都没在乎你在学校是什么派，担任什么职务，给文化大革命作了多大贡献或带来多大的损失。
我所在连队学生最高的位置，副指导员，由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党员学生担任，他在学校是一个“铁杆保皇派”（以后一年的军垦生活，证明他这人还是相当不错），而我校的革委会主任、在武汉叱咤风云的造反老前辈周孔信，当了他手下的一个副排长。
特好玩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在学校什么都不是，她自己压根什么准备也没有，竟像是中了彩票一样，被宣布当了连队唯一女排的副排长。
时值严冬，大沙湖的老北风，刀子似的呜呜呜地刮着。早晨倦缩在被窝里根本就不想出来。然而“早请示”仪式是准时进行的。不错，仪式已浓缩得很简单了：拿着语录本跟着值日班长齐声“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就OK了。
可再简单也不能在被窝里进行。如是哨声一响，大家立即掀被而起，晴天在室外、雨天在床前一字排开。动作再慢、再怎么恋床也要在值日官口张开的那一刹那到位。至于你衣服扣好没有，裤子系稳没有，鞋子是穿着还是拖着，一般情况下是没人追究的。而画像贴在正墙上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看着这么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敷敷衍衍、没有尊敬、没有虔诚的仪式，也只好装着没看着。
“晚汇报”既没有官方明文规定的、也没有民间约定俗成的仪式程序。多数是将它揉和进晚上的政治学习中。到农场没几天，从女生排就传出皮肤黑黑、操满口河南腔的连长在“晚汇报”中的内容：我向毛主席汇报，我还有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我爱人长得不好看，我经常想跟她离婚。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面前诉说这些，真不知是何居心。
不过，“晚汇报”的核心就是讲真话，跟毛主席讲真话。也许连长是要给他的女战士们树一个讲真话的榜样。半年后，连长的爱人前来探亲。果然，她确实不漂亮，连长在这期间没朝她笑过。不过我们通过观察后得出结论：她很丑，可很温柔。
初到部队，里面的一些规矩实在叫人头疼不已。首长——排级以上的干部都被涵盖在这个听起来像是中央大员的字眼里——一到宿舍，你可得立马起立。正在学习时还将就，有时你在干别的，甚至捂在被里取暖，躺在铺上睡觉，都得起立，那怕穿着一条裤叉冷嗖嗖、傻几几地立在铺上。
开始一周的晚上，立起坐，坐起立，立坐立坐，坐立坐立，应接不暇。动辄排队也让我们这些散漫惯了的学生心里堵得慌。去几里外的团部开动员会什么的，排队自然没得说，可到一墙之隔的兄弟排宿舍晚点名也排队，吃饭前也排队，就真是脱裤放屁，多余了。排队时首长如果来了心情，还得唱歌。好听不好听到不在乎，在乎的是响亮，喊得越高越好。要是齐起齐落的话，就更好了。
“再”字组成的词耳熟能详的有“再来”“再去”“再见”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蛮熟悉的、以前说起来羞答答现在则乐吱吱的词“再婚”。而“再教育”完全是文革中生造出来的。这三个字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第一次没有教育好，就得来第二次。
我们的连首长起初就认准了这种解释。讲话恶言厉色，看人横眉鼓眼。有个晚上指导员在全连男女大学生面前点名时这么说：你们中有的人看见女同学，说句不怎么好听的话，就像狗看见了什么似的。如此侮辱人格的语言他作为指导员都说得出口，可见我们这些进军垦农场的大学生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
二、吃忆苦饭
林彪时期，部队有好多与政治相关的发明：在《解放军报》上日复一日登载毛主席语录，印红宝书，铸毛主席像章，开讲用会，搞早请示、晚汇报，进饭前念语录，可以肯定地说，吃忆苦饭多半也是部队发明的。想必在部队吃这种饭形成一定规模，产生巨大效益，再流传到社会。
忆苦饭不是饭，是各种难吃的东西而以糠为主弄成的糊糊。吃忆苦饭的目的是要你想起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你自己和你家人遭受的苦难，如果能顺便想起现在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忆苦饭都吃不上时，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从而激起对新社会，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的热爱。
到农场不等半月，为配合下午的诉苦会，我们吃上了忆苦饭。
忆苦饭抬来了。大家像平时一样围了上去，操起勺子往自己的碗里舀。有的同学显然想突出表现一下，居然盛了一满碗。此前我吃过不下四次忆苦饭，都不好吃，而唯有这次最难下咽。颜色近乎青黑，粗糠死叶竟然散发出浓烈的霉臭味。
我极不情愿地往口里送了一小勺，那个苦，那个涩，那个酸，那敢嚼半下？可那个粗糙，那个粘糊，一口又吞不下去。那真叫造孽！我蹲在路边，正准备偷偷吐出，抬眼看见连长正铁青着脸死盯着我，没办法，只好强行咽下。但我没有再吃第二口，趁连长他们走神的空隙，将碗中所剩倒掉了。
事后才知道，这次吃忆苦饭因为是全团统一布置，因而卖猪饲料的地方门差点被挤破。待我们的司务长赶到时，糠已卖罄。而忆苦饭里决不能没有糠，否则“解放前我们吃糠咽菜”从何讲起？于是将地皮上一层已泛浅绿、到处是鞋印的霉糠用铁锨铲起挑回，到入锅中。这种忆苦饭，要是连吃三天，全连学生不死一半才怪。
吃忆苦饭的时候，除了舌蕾上、食道上，肠里胃里痛苦的感觉外，再没有其它的什么感觉了。觉悟再高，立场再坚定的人此时决不会去联想解放前怎样怎样，解放后怎样怎样。更何况事前通知你必须要这样想，就像戏剧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说吃忆苦饭能提高人的阶级觉悟，能越发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完全是一种骗局，是一种伪科学。
如果吃忆苦饭真有这效果，那方式还可丰富一些，兴许效果更好。比如打“忆苦棍”，抽“忆苦鞭”，强“忆苦奸”，等等。可叹的是这么浅显、人人明白的道理没人敢出来点破，任由这种无聊的活动、恶心的骗局在军内外肆虐。
更荒唐的是有不少组织者把肯不肯吃忆苦饭作为衡量一个人阶级觉悟高低、对毛主席感情深浅的一个法定参数。肯吃，你的化验单上就是阴性，否则就是阳性。那麻烦会接踵而至。
诉苦会大家听得多了。所以整个下午无论大会听还是班会讨论，都显得不温不火。正待草草收场时，没想到邻班的一个班长讲着讲着竟嚎啕大哭。其悲痛欲绝状，是我所听不下几十场诉苦会从未见过的。相信其他同学与我一样惊讶。
女排战士开始是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最后终于忍耐不住，打头一两个，跟着七八个，结果全都围了过来。而这位班长并不怯场，依然哭泣不止。这中间他还吩咐一位刘姓同学将他所垫棉絮从铺上抽出抖开示众。有责任心的刘一面还像讲解员似的述说这床棉絮的来历。
由于与主人的哭声混在一起，大多没弄十分的清楚，估计是棉絮用过几代。不过我看棉絮旧是很旧，可也没有破得稀烂，比起阶级教育展览馆里摆的同类玩意，还可传承三代，因而教育意义大大地削弱。事实上，围观的男女同学除了惊讶、好奇，都没受到哭声的感染；或表现出对万恶的旧社会愤愤然，陪他一起落下伤心的眼泪。
这个班长平时大大咧咧，与我们周围相处十分痛快。完全看不出有多深的城府。这回表演如此极至，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三、我创造了一个记录
大沙湖农场是部队围湖开垦而成。它是湖北省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这里只要有水，只要有草，就有血吸虫寄生的丁螺。脚移半步，入水三分，都有致病的可能。一旦染病，就好像屋梁进了窝白蚁，一时不死，可健康彻底给毁了。
那个年代，从最高领导人到最低领导人，亦或我们本身，大都没把普通人的生命当多大回事；相反，只要你对自己健康、生命稍加呵护，一顶屈辱的“活命哲学”的帽子，定会如期而至，你再怎么推都推不掉。生态环境如此恶劣，可是我们所有“军垦战士”，没一个人说“不”，也不敢说“不”，自然，进来了，不准说“不”。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阵阵暖融融的春风拂面而来，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嫩绿的青草，被风姑娘柔和的纤指轻轻顺向一边；美丽的剪着红尾羽的小鸟，在草丛中欢快地追逐……这些，使我心头那种有苦说不出，有话无处诉的压抑感，顿觉轻松不少。随着插秧季节来了。这种拼时间、拼体力的繁重农活，使大多数学生谈之色变。
我来自产稻区，可怜七岁起就在水田里摸爬滚打，把腰弯成180度，一株一株地将手中秧苗栽入田中——真正的共和国最早的一代童工啊！年复一年。每当我累得腰酸背痛、在田里缓缓将腰伸直、欲哭无泪时，心中就不停地呼唤：毛主席呀！快叫人把插秧机造出来吧。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插秧机比原子弹容易造啊！尽管与我一起呼唤的人全国不下大几亿，可到了1969年的插秧季节，派得上用场的插秧机仍然没有造出来。
不过部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连长指导员在插秧动员会上几鼓捣，就把青年学生心里那争强好胜的火苗“噌”的一下点着了。我没心情，开始游离在那热火朝天的竞赛氛围之外。过了三天，心头那种想必是荷尔蒙所激发的想表现、想一鸣惊人的愚蠢欲望终于按捺不住。我决定拿出从七岁就练起的异常过硬的本领，整个记录，展示展示，为我所在的一排争个光，得个表扬。
我主意一出，班长排长特别的支持，并应我的要求派了一个专门送秧的。第二天，天气晴好。我选了块面积1亩2分的白田。水深、土质十分理想。我涂好预防（血吸虫）油，下到田中，不大工夫，我便有了感觉，进入状态。
我右手将秧苗近乎无声——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入水水花越小，本领越高——插进田中，握秧的左手顺势往右一摆，姆指瞬间将下一株分出，同时过来的右手接住，再插进田中。屁股随着秧棵直左至右的展开有节奏地起伏，两脚随着行距从前往后的延伸相错地匀速后退，如此反反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