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队最后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自然是周孔信。另一个是华师的一个女生。她就是一句话：都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怎么总还是觉得我的娘还是亲些。应该说，这可是一句大实话。然而，这句话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稍微往纲上一提就是反对毛主席。更何况，这女生的母亲，是一个资本家的老婆！
兄弟连队有一个重点人物如今想来是最好玩不过的了。大年初一，早请示照常举行。他因为是过年，吃鱼吃肉，特别的幸福开心，听到班长哨响，掀被而起，学着《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腔调，长吆一声：“给三爷拜寿罗……”“三爷”是土匪头座三雕，早请示要面对谁？毛主席！你说，你说，就是把这个家伙立即拖到门外毙了，该啵！该！
这场背靠背的结果，似乎没有动进场大学生一根毫毛，那怕是重点人物。我们差不多都这么想。其实，材料都经过认真的整理，不少都动用人力物力财力经过仔细的外调核实，然后作出相应的结论，放进档案。到我们走进社会，正式参加工作，住进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知道那些材料的厉害。
六、长江溃口
七月中旬，头顶上的天破了似的，日夜的倾盆大雨，田间薅草时，水柱抽在身上，还隐隐作痛；下上劲的时候，但见一片雨蒙蒙雾蒙蒙，能见度大大的降低。甚至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待我们中的地理水文爱好者提出，离营房仅几十里之遥的长江大堤有溃口的可能性时，这种恐惧一下子就清晰、鲜活、膨胀起来。接连几个晚上，好多军垦战士都做同一个梦：滚滚洪水汹涌而至，自己在旋涡里挣扎……
十七日晚，睡梦中突然哨声大作，连长急促地命令：长江决堤！紧急集合。我的心，所有同学的心，一阵扑通扑通地跳。我匆忙将背包打好，跑出宿舍，站到队伍中间，随即惊慌失措地在连长带领下摸黑沿着机耕道往北一路小跑，竟然都没声响。
半小时后，发现又被带回了连队，才知是搞演习，虚惊一场。指导员随即要求会游泳的报名，然后在班长的组织下三人一组，生熟搭配；再命令部分人员利用汽油桶或别的东西建造筏子，以备急需。用今天的话来说，弄了一个“紧急预案”。
随后的几天，雨完全停止。火辣辣的太阳，一天比一天烤人。我们想，危险过去了。
七月二十日晚，熄灯号刚过，我们临睡前还在铺上各自想着心事。短促的紧急集合哨声骤然响起。跟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响——来军垦农场半年多，还没有听过枪声。大家跑出营房，又见到有战士骑马奔驰而过。异乎寻常啊！指导员在队前讲话声音都变了：“大家听着。刚才接到团部命令。长江大堤今日凌晨决口，洪水正往我们这个方向扑来。我们必须立即撤到安全地带。这不是演习！现在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回去简单收拾物品，不能带走的决不要带。另外，有8个同志留下来，负责清理连队重要物质，最后撤退。现在我宣布名单。”
5分钟后，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慌乱惊吓，快步朝北转移。我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洪水是否已追到身后。我除了肩上的背包，内衣袋里不足100元的现金，手里还提着托同学从湛江千里迢迢寄来的湖区缺不得的深筒胶靴。其它的，统统放在一个肥皂箱里，留在营房里我那不足1米2宽的铺底下了。
等到了安全地带，也就是长江大堤上，东方已露鱼肚白。兄弟连队，各处老百姓，纷纷涌向大堤。人声鼎沸，夹杂着鸡鸣狗叫，牛哞猪喊，那才是“兵慌马乱，一塌糊涂”！
上午十点光景，一架直升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它在上面盘旋一会，越来越低，最后轰鸣着在我们下面的一片乱石滩降落下来。大家跑了过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穿着白的良短袖衬衣的干部从飞机上下来，随后的秘书模样的军人大声向周围的军垦战士高声说：大家听着。这位是武汉警备区司令员赵奋。他有话跟你们讲。
赵奋也没讲什么客气话。他听了我们还有很多物品扔在营房里的时候，说：你们赶紧回去抢东西。还来得及。我们在飞机上看清楚了，洪水到这儿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听了他的话，也没有谁组织，大家纷纷朝营房方向跑去。我没动。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我怕扛着个肥皂箱子跑不过洪水。再说，箱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换洗衣服，两本密密麻麻的文革日记，全套的《革命造反报》而已。
要说那个由十几块粗糙松木板条钉的肥皂箱几十年后价值一百多万元人民币，打死谁谁都不信。你把我撕成碎片，扔进脚下滚滚的洪滔，我也不信。可是，这是真的——在我那日记本里，夹着一套我在学校后勤办公室邮政代办处买的、当天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四联张邮票。
中午，天空又有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到我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面孔时，一大包一大包的东西抛了下来。随着“乓乓”的闷响声，我们上前抢到一个大包。七手八脚将其弄开，结果叫人大失所望——没有好东西，全是暗黄色的油饼。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冷的，石头般的硬，便随手扔掉。
虽然一夜间成了灾民，可我们不缺吃。连队伙房照常开伙。非但照常，而且打牙祭。连队的猪在堤上不好喂，杀了。昨晚转移途中，别连队的一头大肥猪仓皇中跑了进来，饲养员顺手牵上。在堤上怕有人来认领，趁乱也杀了。
当晚在堤上露宿。听着面前叫人提心吊胆有如千军万马的江涛撞击大堤的声响，想象中一旦屁股下面的大堤也突然“轰”的一下被冲垮会是个什么场面，哪里还睡得着？一直到21日凌晨，才迷糊着打了个盹。天大亮了。我起身已觉昏昏沉沉，站立不住；摸摸额头，竟烧得烫手。在同学的搀扶下我被送进设在堤下的团部卫生所。一查体温居然高到40度。最要命的是我不敢打青霉素，当时唯一的特效药。1967年我在学校打青霉素时失去了知觉，差点点把命没了。
奇怪的是医生竟不知所措，更奇怪的是他们除了给我口服药外，对如此高烧病人没有输液（如今你进医院那怕手被蚊子丁了一口，必定有三天医疗捆绑输液的待遇）。我混混沌吨中不知过了几天，直到师部医疗队下来，积极与几个地方医院联系，找到了能替代青霉素的药品，及时挂瓶输液，已达41度的高烧才缓缓回落。命被捡了回来。
为这场大病，我以后还专门查了不少资料，请教了医生。那不应该是重感冒，重感冒不至于如此凶险。极可能是血吸虫病急性发作。这是我们农场所在区域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七二〇，对湖北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日子。
七、休整
在长江大堤上熬了半月，军垦战士奉命转移休整。那天下午4点，我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从师部医疗队上了停靠在江边的轮船。病号住进了很舒适的三等仓。船到武汉港，等在码头的救护车又把我们送到解放军汉口161医院。
也奇怪，病到医院，竟好了大半。当晚常规检查，半个月都没正常过的体温居然正常——这还没开始治疗。尽管161那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特别诱人，个个靓丽一口悦耳京腔的护士特别恋人，三天后我还是得走人。病痊愈了，没有理由赖在161。
我们连队被安排在安陆县伏水镇附近的一所中学休整。军垦战士获得了分期分批为时一周的探亲假。不久，卫生部门为农场所有人员作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事关健康大事，男生女生都还是不嫌麻烦将大便样品用废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多少有些难为情的放到准备好的篾篓里。连送三天。一旦通过显微镜发现血吸虫卵，即通知样品的主人到指定部队医院治疗。
我应该是铁定的、“我不是，谁是？”的血吸虫病患者，可居然没有查出。是我平日下水前涂预防油特别地到位，还是血管里的害人虫那几天懒得排卵，不得而知。可我失去了那么好的治疗机会。我探亲归队时顺便去过离我们家不远的解放军195医院。在那里治疗血吸虫病的同学虽然打锑剂很痛苦，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总的看来，都很开心。见他们与护士们有说有笑、打得火热的场面，心里好生羡慕。
二十天后，进行打靶练习，却没有搞军训。照道理利用这段时间搞军训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没有。没有那枯燥的队列练习，特别是那分解动作繁琐、轻易学不像的正步走；也没有那艰苦的葡匐前进和负重急行军等课目。即使是打靶练习，管理也相当松懈。开始都还新鲜，卧倒呀，瞄准呀，击发呀，可认真哩；枪发下来，抢枪的背，抢枪的擦。
两天一过，兴趣索然。也难怪，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没完没了的卯练，卯练，谁受得了呀。好不容易等来了实弹射击。一人九颗子弹。手里握着子弹，心中有些害怕。这与开枪杀人自然相去甚远，可也不是我小时候玩弹弓、打水枪能比的。起始两枪虽说有点紧张，可感觉还行。跟着越打越好玩。最后几枪，那枪托撞击肩膀的后坐力，竟带来一种莫名的快感。可惜九颗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
在那所破败的中学呆了一个月后，仍不见什么动静。正当年华，没有事业的召唤，没有进取的希望，也没有爱情的滋润，一股何日是尽头、前途渺茫的悲观情绪渐渐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顿顿冬瓜、愈来愈差的伙食，使这种情绪又渗进了烦躁和不满。连长指导员是称职的。他们没有开大会批判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而火上浇油，只是在下面相继找人谈心，好言相劝，尽力将这种不稳定态势缓和下来。
由于生活的极端枯燥乏味——没有事干，没有书看，没有歌唱，没有爱恋，更没有文艺表演。所以那天听说有个剧团晚上专门来连队为军垦战士演出京剧《红灯记》，我们个个是欢呼雀跃，平常大家难得一见的笑脸，就像春天的花朵一夜之间都开放了，灿烂得要死。
我很喜欢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里所有的生旦唱腔我统统会。有两段我唱时，自己都觉得声音铿锵入耳，表情神采飞扬。晚饭不到，大家一面准备看戏时的坐具，一面在议论剧团会来几辆汽车，铁梅会漂亮到什么程度，李玉和与钱浩亮相比会不会有高低？晚饭开过，竟然发现应该喧闹的操场没什么动静。连搭台的也没有。
过了一个时辰，竖起耳朵也未听到剧团汽车的马达声。看来日期搞错了。我们正悻悻然在教室改成的寝室里发牢骚时，突然通知进场看戏。那个惊喜，那个激动，没得说的！待我们拿着各色坐椅赶到操场时，心里一下子——硬是一下子就凉透了。
什么剧团呀？圈地为台，几个衣着彻底农民模样而脸上抹得花里胡捎的人正给一盏煤气灯嗤拉拉打气，连第二盏都没有！这唯一的一盏也不是什么好鸟。一下明一下黄一下黑的，似乎它不是来为演出照明而是来指挥过往车辆的。
那个什么京剧《红灯记》就千万别提了。搞成猴屁股脸的“铁梅”一开口就要你替她羞得直往地缝里钻，瘦长瘦长蛮像根钓鱼杆的“李玉和”，提着把马灯在“台”上晃来晃去手不知往哪儿伸脚不知往哪儿抬，呕得你恨不得将他一把拽出圈外。为改革京剧花了不少心血的江青，要是看了这场《红灯记》，不晕死三次才怪！
八、修堤的日子
两个月后，我们坐上了集装箱式的军列一路北上，傍晚到达襄樊，在那宽敞无比满眼上下铺的兵站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又搭上小火轮，顺汉水南下，深夜到达钟祥石牌，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当地村民披着衣服，打着火把，沿途给我们照亮引路。
我们新的再教育基地刁叉湖军垦农场营地设在一片山包上。前面是波光粼粼的刁叉湖，后面是一马平川的沃野，一条小河自北蜿蜒而来，河上几个社员驾着小舟在驱使鸬鹚捕鱼，景致真的不错。当地百姓讲话时频频出现的、泥土气息很浓的弹音，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习休息一个星期后，修堤战役“打响”了。大学生们要沿河北面修筑一道高近4米，宽达十米长到几华里的大堤。目的是确保部队农场农作物在汛期免遭洪水之祸。做到大灾之年大丰收。而河南面是百姓村庄农田，一旦洪水暴发，以往泛至两岸，如今则只朝百姓扑去；以往只一米水头，田里颗粒无收，可农舍尚保，如今要承两米水头，动产不动产将一并摧毁；假如水头达到设计高程，部队农作物依然无虞，而百姓家园陷入灭顶之灾。
财产管它动与不动，毁了关系不大，可以再创；人死了也没什么关系，幸存者可以再生。可是几十年打造出的军民鱼水情，也会统统随水而去。这就属于政治范畴，关系大大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部队首长此时心中的“重中之重”，是要立马上项工程，让那些大学生有事可做，不能老闲着。否则会出乱子。
我们的劳动工具是扁担、箢箕、铁锨三大件，与一千多年前的万喜良修长城时用的家伙大同小异。修堤本身，是一种无需理化生、无需政语数、零外语的纯力气活。每日天麻麻亮起床，随便地洗漱一下，便吃早饭；接着各自操起工具，走到工地。取土的在河边用铁锨将土铲起送进箢箕，运土的则将其挑到堤上，堤上除履带拖拉机来回碾压外，还有八个小伙子一组抬着夯喊着号子特原始的帮着拖拉机把堤面夯实。
取土要求手脚同时发力，当然还要速度。通常是脚不停踩，手不停锨，腰不停曲。尤其是开初，取土处到堤身距离短，我们锨如风动，汗如雨飞，腰似风中残柳。想想看，一天十个小时，连续一百二十天！挑土的一百多斤的重担压在肩上，两脚一路小跑，一天下来，相当负重急行军一百多里！夯土的小伙子更不待言，冬天北风呼拉拉地吹，他们穿着单褂仍然满额头的汗！
如此超长的工作时间，超大的工作量，超高的劳动强度，我们得到的报酬是36/30/10——0.12元/小时。而当时急待我们去解放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煎熬的美国人民，大专生就业的月工资一般为2000美圆。折算人民币相当42.00元/小时。谁生活在天堂，谁需要得到解放，一目了然，不容争辩。
可气的是我们的报纸电台几十年来偏偏要倒着说，唬得全国十亿人竟都相信自己生活在幸幸福福中。可叹的是毛泽东本人，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主宰者，对他治下的宣传部门、新闻媒体如此旷日持久、大规模的作假行为，居然是极力支持极力纵容的。
在洪湖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支兄弟部队，7.20后转移至汉川沉湖。休整后他们也奉命修建一道大堤。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工程更具挑战性，也更具盲目性、破坏性。数九严冬，男女大学生们在齐膝的泥水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修建大堤，围湖造田。可怜他们满身泥巴，通体寒气，日复一日，苦不堪言。
1970年的过年来了，来得这么乏味，了无生气，以至今天想起，竟没什么可说的。而过年一过，转瞬已是三月。柳丝吐绿，河沿泛青。就在大家看到A堤竣工、担心要上B堤时，突然“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刻，传来了特大喜讯”：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一律分配工作。
部队有关部门令行禁止，从简从快，不出一周，方案下达。叫人难以相信也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个我们除了落下一些病根什么也没得到、军队什么也没得到、国家什么也没得到、只是虚度了一年光阴的军垦农场，大家别离的时刻，竟上演了好感人的一幕：男生女生，军人学生，依依不舍，相拥而泣；我们的车开动了，两个排长，像小孩子似的，一边跟着车，一边嚎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