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峰造极的时候，有生命的左手右手，左脚右脚，上腰下屁股，与无生命的秧、水、泥，配合得真是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尤其是手指，那剔秧、入水、进泥的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这么说吧，如今有人一天能打一百多万字，想想，那手指在键盘上是什么感觉？到下午5点光景，1亩2分田插完，行株整齐，秧棵粗细均匀。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营房的。我趴在铺上，只觉得腰、背酸酸的疼，辣辣的痛，仿佛脊骨断成了几截。这时还满身孩子气的排长乐呵呵地奔了进来，一边将我像搓面团似地翻来摇去，一边高兴地说：我们排今天得了第一。得了第一哇！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说到，做到了。
然而，在连长那里，我这1亩2分的记录，没什么特别的反响。我只是听到他在回答二排副讲他们有人当天插5分的了不起成绩时，说了句：一排还有人插1亩2呢！连长竟连我的名字都不愿意点出来。
事实上，1亩2分是插秧史上十分了不得的记录。一般人一天插5分，农村的正劳力可插7~8分，到1亩是极少数。农场的学生多只能插3~4分。不要看1亩2分只比4分翻了不到两番，它比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的难度几乎差不多！1亩2分，当时起码是全军农垦战线的记录。如按现在的运作模式，我都可能接拍了几个广告、银子堆成山了。
四、九大闭幕了
1969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此前相当一段时间报纸电台围绕九大宣传造势紧锣密鼓，十分强劲。到27日晚8时，全国、全世界才知道会已开过。事后有关部门、不少记者喜形于色，认为这次大会保密工作搞的特别出色，从业人员特别优秀。“好多外国记者那些天围着人民大会堂转，就是不知道里面正在开9大。”
我倒不以为然。和平时期，党代会有必要那么保密吗？再说，除了一张差不多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要人名单，几份普通百姓也能依据套路诌两段的文件报告，又有什么可保密的。确实，当时的党主席毛泽东同志，对“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适宜治国治党的科学的先进理念，是甚为不屑的。
第二天早饭开过，我们便敲锣打鼓列队去十里外的大同镇参加军民隆重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大会。头两天下雨，路上尽是湖区特有的尺把厚像优质面粉那么劲抖的泥巴。你前脚踩下去，后脚硬是像有个人在地里面恶作剧般死拽着，得费好大的劲才拔出来。经常是脚光着出来了，鞋子袜子还在泥巴里跟你较劲。到了会场，整得汗都把内衣湿透。
而此时几千人的会场，真是地面一团糟，地上一团糟。想想看：那尺多厚的泥巴，那几千双脚。完全是在烂泥塘里面开会。到处是脚踩泥巴的“呱叽呱叽”声，听得我们自己都不免笑出声来。没有一支像样的队伍，当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把队伍弄成个样。大学生们利用这机会忙着和别连队的朋友同学见面交谈；老百姓更不消说，邀朋唤友声不绝于耳。
开会了，因为鼓乐鞭炮声大作。不过仅此而已。以后的这个讲话那个发言，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听！那枯燥乏味的满是最最亲爱、大好特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老一套，就是嗓子叫破、喇叭喊炸也没人听。下面照常人声鼎沸，不可开交。假如没有来自湖艺的军垦战士最后的几支独唱独奏节目助兴，那这几千军民风里来泥里去的辛劳，一整天的功夫，统统白搭。
不多时候，九大的记录片来我们连队放映。随后便组织讨论。营房里面四个班各占一个角落，大家七嘴八舌，气氛热哄哄的。差不多都是这三点：看到毛主席身体那么健康，心情特别激动；九大的政治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后我要更加……我心里也想到了三点，不，是深深感受到了三点，没有讲出来。那敢讲出来？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与整个会场那狂热的气氛，与文革小组成员那志得意满的神情，与毛泽东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坐在右边的几位老帅像叶剑英、陈毅等那冷峻的面孔和严酷的眼神。这极不协调的画面，给老百姓，给共和国将带来的是不安？是希望？还是别的什么？
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一夜成名的孙玉国，在九大主席台上的表演给我肯定也给很多人留下极不舒服的印象。他那歇斯底里地不停嘶叫“万岁，万岁，万岁”；那不知是真很激动还是假很激动的手舞足蹈，叫人感觉到这那像个营长？又怎么能当军长？
电影中的毛泽东同志，虽还不是风烛残年，可也是老态龙钟。尤其是那牙齿似乎完全脱落形成的上唇包住下唇的习惯性动作，那不时出现的不太自然有些僵硬的微笑，都在昭示国人：仅就身体状况而言，毛泽东同志已完全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主席这个关系国家兴衰、关系国民命运的重要职务。
可此时的毛泽东，这位已76岁的老人，根本就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在严防死守最高权力的同时，不断指责有人要篡党夺权，挑起一轮又一轮的所谓路线斗争。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最紧迫、最明智的任务不是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去打倒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要敦促毛本人把权力主动交出来，使国家能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坑，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困境。
五、背靠背
插秧刚完，累死累活的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在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里面进行一场思想清洗的斗争开始了。其目的是要彻底、挨个地把大学生从里到外地检查一遍：这个人思想上，行为上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是敌我的还是人民内部的？搞这场斗争的决定应该是中央有关部门作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伟大战役中开辟的一个新战场。
这次斗争与建国以来大大小小不下百次的斗争比较起来，有几个十分鲜明的特点。
1、它把进场大学生这个硕大的群体通通作为斗争的对象，半个都不落。这与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所习惯的、所期盼或恐惧的斗争程式：先物色左派开小会，以他们为骨干发动大多数检举揭发右派，接着大会斗小会批，进而孤立这一小撮，最后将其打入另册，完全不同。
2、斗争方式极为单一，采用背靠背——也就是交待自己问题的同时，检举他人的问题。然后将材料收拢归类，由有关方面派人内查外调，作出结论。以往运动中那些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形式，比如控诉、声讨、对质；扎根串联、忆苦思甜、杀鸡吓猴、文攻武斗等等，都没派上用场。
3、时间短。绝大多数学生一个星期后便进入了正常状态，不到3%的重点人物稍晚一点解脱。
不要小看“背靠背”。字虽三个，然而威力好大好大。毛泽东建国后所掀起的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和正在进行的已经搞了三年仍然没有尽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那一套一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特别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好记易背祸害也无穷的七字句，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彻底摧毁了彼此的信任，扭曲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出现运动中妻子揭发丈夫、父子反目的咄咄怪事。
背靠背，就是在这么一个社会人文环境中，大行其道，屡试不爽。三天的背靠背开始了。我们或坐在砖砌起的凳上以铺为桌，或干脆坐到铺上背靠着墙，放在大胯的被子上面摊着连部发放的公文纸。营房里面气氛凝重，鸦雀无声。
此时的我思想斗争还真的不轻松。文革中或追溯到我的少年、童年乃至孩提时期，拿得出手的罪恶行为还真的没有。可有那么两条硬是要把我往敌对阵营推的话，那结果还真是个变数。交不交代呢？不讲？背靠背太厉害了，别人肯定会检举。思前想后，干脆，竹筒倒豆子，争取坦白从宽；也免得日后从早到晚心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
主意拿定，便一鼓作气，奋笔疾书，第二天誊清交给不时在我们周围咋唬“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部队清楚得很。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争取主动争取立功的机会”的排长。
材料里最重要的三条如下：1、（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这是最要命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五七探索队》里发生此事。一个人听就不得了啦，集体罪加几等（倒底是一等还是二、三、四等，显然看我们的态度）。我加个括号，是想模糊“集体”两字的概念，（因为听的人也只四五个），认真的斗私批修心里还是有欠老实的成分。
2、在学校的宿舍里，有天我在看书，何同学拿着一块“忠”字牌进来，告诉我大家都在教室里做。我把牌子看了看，说：做这些有什么用，像个苍蝇拍。当时只有我与何两个人，确实是天知地知。为这一条可怜的我在交代还是不交待真是绞尽了脑汁。何与我在文革中患难与共，同志加兄弟，可我还是怕他将这有价值的可将人置于绝境的材料检举出去邀功。
3、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我在日记里认为：1956年，匈牙利发生政治动乱，是我国政府要求苏联出兵前往干预，如今捷克发生的情况与当年匈牙利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而我们政府的态度判若两人，我很不理解。
这最后一条，是写在日记里，好像没有与谁有过交流。我居然也如实供出。我的那个胆子呀，唉！事后不几天，我们原6504班一些同学在一起谈到这场“背靠背”，我提到自己交的材料，他们对后两条竟全然不知，何亦如此！我当时想撞墙的心情，想必网友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