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沿着巴黎公社的轨迹，后来发生了一些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波尔布特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岔道。权力更集中，更不受制约，还造成大量的血腥屠杀和灾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倒退。我们不能罔顾这些事实，还去留恋巴黎公社。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该士兵与战友对什么感到相当愤怒？以致于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启动机关枪朝前方的人群扫射。当此一暴行结束时，有超过1,000人死在街头，他们几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们随后以汽油焚烧尸体，后有直升机将尸块运走。

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许多其他进京的戒严部队只有军官配发足够的子弹，正、副班长每人配发五发子弹，士兵们根本就没有配发子弹。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抵达北京南苑机场之后，其他戒严部队的士兵才每人配发十发子弹，而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的士兵却每人配发一百三十发子弹。第十二集团军并接获明确的命令，在执勤过程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完成任务的人，不像其他戒严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追轧学生撤离队伍的坦克编号106，现场弥漫着从坦克发射的军用毒瓦斯。北京商学院19岁女学生龚纪芳吸入过多毒瓦斯死亡，政法大学女教师张丽英昏倒送院急救。

数千人，其中大多数是无辜平民，在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城时被杀害。在被杀的人当中，有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坐在装甲车上，用机枪朝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和学生开火。当军队的军车突破后，士兵们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朝街上的人群喷射子弹。目击者们说，一些装甲车甚至压了一些在阻挡的平民面前犹豫的步兵。

【六四受难者名录】孙宝河：山东省济南市人，时为中专学生。曾参加济南市各界民众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当时群情激奋。89年10月被济南市中级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终年19岁。有人称，孙宝河并没有在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时放火烧车，只是提供了打火机。

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1966年5月28日，在三线建委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又成了被批判对象。李井泉声色俱厉要他承认庐山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要他交代到西南后所犯的新的“反党活动”。陪同彭德怀视察的一些人也突然变脸，落井下石地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妄图翻案”。这样彭德怀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而且是“现行反革命”!

“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

总之，可以肯定，这封求救信毛泽东是见到过的。“向您最后一次敬礼”这句凄惨得让人落泪的语言并没有打动他。他不仅没有发出解救彭德怀的指示，反而将此信批给了善于整人、心狠手辣的康生。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这一次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到北京，是要彻底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英国政府又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曾经有一名学生奉命要在游行示威时暗杀新加坡一所最大中学的教务主任和训导主任，但却提不起这个胆量。这位教务主任情愿继续留校，但要学校以一万六千六百美元保险他的生命，学校未答应这项要求，他就辞职了，而那位训导主任则干脆变成了他的共党学生们的傀儡。几年前，在槟榔屿也发生一件类似的情形，但那位训导主任坚强不屈，竟遭杀害。终局是他们在学校中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有时同学们突然声称要‘开会’，就把老师赶出课室，有一次一位女校长坚决不答应，同学们竟向她脸上洒硝镪水，使她容颜永改。

《开放杂志》曾经报道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关于调查川东土改的调查。谭松教授表示：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

一九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这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父坟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代价。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残留著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现在又该提到向国民党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中统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中统特务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