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地、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中共执政以后，天安门广场一直就是首都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心脏地带，也是首都北京的“敏感部位”。那里发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中国高层的神经，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天安门广场 1960年3月12日中午11时许，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

历史绵绵，今日的世界已经风云变幻，许多的事件和思想正逐渐恢复他的真实面目，中国的一切真相也开始渐渐露出冰山一角，现实的中共在纪念胡耀邦之后又大张旗鼓的开始纪念中共的元老周恩来，在政治宣传中，周恩来所谓的简朴清廉的形象依然在迷惑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这不过是...

近年来，中共前总理周恩来自私、虚伪、狡诈、残忍的真实面目不断被披露，其中包括其私生活的绯闻。近日，海外媒体报导，“周恩来私生女”张艾蓓先遭中共批判后因统战需要被拉拢的内幕。而周恩来与其干女儿孙维世等的绯闻也广为流传。

摘要：林彪叛逃后过了一段时间，事件开始向普通党员传达，太原铁路局医院的马姓军代表是这样描述九一三的：“林彪要叛逃，座机上天后，周总理问主席，打不打下来?主席说，副统帅上天转一转，我打下来，这不好。后来，林彪的飞机向北方边境飞去，周总理问主席，说林彪的飞机...

为什么周总理要交给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呢?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让我来承担“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责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别法庭的任务就是不顾一切历史事实，把“最关键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最关键罪人”，使我成为真正责任人的替罪羊。然后“宜粗不宜细”的一了百了，盖棺定论。

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中共曾收编三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

周恩来与江青 以下为黄永胜父子的对话： 子：你最好的上级是谁? 父：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得很好，我很尊敬他。 子：为什么不是林彪呢? 父：林彪当然也是我最好的上级。可是，唉……黄永胜沉默很久，说：“他跑什么跑嘛!...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回忆，“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林请求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吴忠认为这个重要材料反映了林彪出逃前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人，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中共建政后，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任大陆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是当时最年轻的大使。1972年，姬鹏飞继周恩来、陈毅之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好景不长，1974年，被风头正盛的乔冠华取代。姬鹏飞在外交部的失落，源自于他多年的老搭档乔冠华在外交事务上的风光。姬鹏飞与乔冠华之间在外交部的有着复杂的恩怨纠葛。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在书中指出，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陶铸于“文革”初期1967年下台被囚禁，此时已身患胆癌，却被拒绝给予其医学治疗，于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后家人都未被允许探视。

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

张玉凤曾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代毛批示过一份文件，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不料，张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这份批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国民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52 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共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中有位煤矿工会代表问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齐锡玉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 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会见结束时，这位代表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立即摆手示意，不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