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周刊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云 云。“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名字被写成“刘少狗”，在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中随处可见。中共党史上历任倒台的领袖，挨批受骂自不在话下，至今仍是党文化的 特色之一。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陈伯达曾是文革时期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1988年10月17日，他刑满被释放后，我去采访他。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当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时。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尼克松访华前一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导致突然休克，心脏也随之停止跳动。大夫胡旭东、吴洁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人争分夺秒立即进行抢救。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 因为紧张和惊恐，许久迈不开腿下车。他十分清楚，如果抢救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高岗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1950年10月，杨刚弄丢了一个工作笔记，里面有重要的机密，给她带来很大压力。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狡猾的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掉，别人会找到的。原来别人捡到的笔记本已交到周的手中，而且他已看过。笔记本里不仅有工作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新闻处驻华负责人费正清的亲密交往记录，特别是她和费的联系方法，在中共与美国交恶时期，这是严格禁止的。周恩来把此事告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安子文批评杨刚。

1961年6月，周恩来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庆施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他认为“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要知道，当时柯庆施可是毛泽东的红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1966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中共领导中位居第四；半个月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患膀胱癌治疗 无效去世。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书中回忆，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周恩来也因此延 误治疗最佳时机。

据孙维世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江青对孙维世专案组的人说，孙维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据周秉德(就是周的侄女儿)讲，孙维世和她(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也就是周恩寿，都是周亲自批捕的。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到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近八年。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对于这一切，最受伤的莫过于周恩来，林彪好歹还是元帅，王洪文、张春桥根本就是“儿童团”。

◆　江心坡、南坎的历史类似香港　　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片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一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东北三省，二是被英帝国主义所侵占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片马边城。这两大片土地是当时灼烧中国人心灵念念不忘的国耻家恨。...

中缅勘界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然存在北段，中段和南段三大争议，北段是克钦邦北部的归属，南段即萨尔温江以东的佤邦的归属。周恩来主事划界，他口头上是‘互惠互利’，实际上是‘予取予求’，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英国人的边界主张，即便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佤邦地区，亦予一九五六年自动放弃，而缅甸军队至今也进不去，于是那里成了世界毒瘤‘金三角’的一部分。

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而这一说法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由此可见，历史就像个小姑娘，由着中共任意打扮。

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思量过后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