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前一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导致突然休克，心脏也随之停止跳动。大夫胡旭东、吴洁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人争分夺秒立即进行抢救。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 因为紧张和惊恐，许久迈不开腿下车。他十分清楚，如果抢救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高岗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1950年10月，杨刚弄丢了一个工作笔记，里面有重要的机密，给她带来很大压力。她向周恩来请求处分。狡猾的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掉，别人会找到的。原来别人捡到的笔记本已交到周的手中，而且他已看过。笔记本里不仅有工作机密，还有杨刚与美国新闻处驻华负责人费正清的亲密交往记录，特别是她和费的联系方法，在中共与美国交恶时期，这是严格禁止的。周恩来把此事告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安子文批评杨刚。

1961年6月，周恩来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庆施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他认为“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要知道，当时柯庆施可是毛泽东的红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1966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文强脱离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党内同志对他安全逃出表示怀疑，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对中共越来越激进（用中共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左”）的路线失望了，对党内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心寒了。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死于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在中共领导中位居第四；半个月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患膀胱癌治疗 无效去世。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书中回忆，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周恩来也因此延 误治疗最佳时机。

据孙维世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江青对孙维世专案组的人说，孙维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据周秉德(就是周的侄女儿)讲，孙维世和她(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也就是周恩寿，都是周亲自批捕的。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到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近八年。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对于这一切，最受伤的莫过于周恩来，林彪好歹还是元帅，王洪文、张春桥根本就是“儿童团”。

◆　江心坡、南坎的历史类似香港　　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片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一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东北三省，二是被英帝国主义所侵占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片马边城。这两大片土地是当时灼烧中国人心灵念念不忘的国耻家恨。...

中缅勘界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然存在北段，中段和南段三大争议，北段是克钦邦北部的归属，南段即萨尔温江以东的佤邦的归属。周恩来主事划界，他口头上是‘互惠互利’，实际上是‘予取予求’，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英国人的边界主张，即便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佤邦地区，亦予一九五六年自动放弃，而缅甸军队至今也进不去，于是那里成了世界毒瘤‘金三角’的一部分。

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而这一说法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由此可见，历史就像个小姑娘，由着中共任意打扮。

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思量过后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管住。

文革开始后，中共早期领袖张闻天遭到无数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流放岭南6年的生活。张虹生回忆父亲张闻天最后岁月时说道，父母被遣送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为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 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周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

周恩来几个月前还对弄虚作假的粮食产量数字表示关注，认为〝那些谎言是基层迫于上级的压力编造出来的。〞在庐山上的周恩来对此缄默了。彭德怀骂周恩来老奸巨猾是十分有道理的。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曾经大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生前在回忆录里写了〝周恩来大哭〞的一幕。周护着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犯错误〞被整下去，自己和毛之间的隔火墙消失了。周恩来失声痛哭，不正是在恐惧和悲哀中哀嚎自己的命运吗?这是兔死狐悲。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所谓的火热年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

陈毅之子陈小鲁披露，陈毅死前，他看父亲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弃抢救。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 吗？”同为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层人物，陈毅的“求死不能”与刘少奇、贺龙等人临死前“生不如死”的境遇大相径庭，凸显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色，什么都可 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在中共建政后共进行三次，分别从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林彪机毁人亡。是一场跨度长达近40年的政治斗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令中共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矛盾激化，两方代表人物林彪、叶剑英正面交锋的背后又牵连着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派系斗争，其中涉及毛泽东、周恩来、陶铸、广东“地方主义头子”乃至日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