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陈沅芷，女，1924年1月4日生，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8月底，第二十五中学红卫兵抄了陈沅芷家。她的日记被抄走。红卫兵说日记中有反动言论。陈沅芷被抓到学校中关押在那里。后来，1966年9月8日，陈沅芷在北京第25中学校中被打死。时年42岁。陈沅芷1958年调入北京第...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

近年来，中国多地幼儿园都开始让孩子背着道具炸药包“训练”。网民痛批“文革复辟”。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

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文革”中的许多“酷吏”不仅靠着淫威垒砌着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且，还不时地在私下里将他们色迷迷的眼睛扫视在异性同胞的身上，为了泄欲，他们不惜以官相诱，以刑相逼，耍尽阴谋、使尽暗算……

学生吃老师，贫农吃富农。“五类份子”有全家被吃，连同孩子。浦北县有35个五类份子统统被吃。有一个17岁的女孩，被民兵轮奸19次，然后剖腹挖肝，还割下乳房烧了吃掉。还有知青被猪一样地围起来，要吃一个，杀一个，饮酒作乐。被吃的人还必须同意被吃，不同意则要被折磨之死。有一个女党员还专吃男人的生殖器，而被提升为公社革委会主任。

一名当年不顾父亲处境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忽然被扣上这几顶黑帽子，对陈琏而言自是奇耻大辱。然而面对一群无知识、无理性的狂热造反派，她心中明白，父亲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为他亲生女儿的原罪，是没法说得清楚了。她备感屈辱，绝望，无助，生存意志被剥夺得荡然无存。11月19日，在造反派强迫她交出检查材料以备加重批斗的前晚，她从十一楼的窗口一跃而下，以死向这个非人的世道作出最决绝的抗议与控诉。

如果说当时中国人很愚昧，尤其是当时的青年学生不明不白地上了当，稀里糊涂地跟着毛搞文革还有情可原，那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薄之流还想走毛文革之老路，还想把中国人推向苦难的深渊，还有人跟着大唱红歌，连手机的铃声都不放过，为什么？是还想拿中国人当傻瓜，还是个别像薄那样的人别有用心？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生活为代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

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毛泽东“武力造反、夺权”的一声令下，全国红卫兵陷入疯狂，以“对付阶级敌人为名”任意施暴，数以百万人被批斗、惨遭酷刑或活活打死。为表忠诚，有学生打死老师、有子女批斗父母，更发生“人吃人”，残暴程度颠覆人类认知。

中国文革期间广西曾酿骇人听闻的屠杀和吃人事件，而当时的广西主要领导人韦国清是该事件的元凶。但中共当局以功勋卓著理由免于追究韦国清罪责。在他死去35年后再允许其骨灰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评论人认为事件显示习近平与毛泽东具有相同独裁本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的大礼堂、小礼堂，乃至操场，都成了批斗会的场地。（网络图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的大礼堂、小礼堂，乃至操场，都成了批斗会的场地。批斗大会开始，校长老师他们被鱼贯押上主席台，每个人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大叉。每...

对我来说，城乡差别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它是一种回忆，一幅图景，是高山深谷，是一种令人战栗的现实。我宁愿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乡土客店快些消失，尽管我曾在那里感受到古朴，安宁和愉快的气氛。我也宁愿那些车把式如今已经有了城里人的精明和狡黠，有了享受的概念，甚至有了无休止的欲望……谁赞美那个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的大车店，或者在瞻望未来世纪时无视这一悲哀的现实，那么他自己不妨先去住上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