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文革中，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

群众暴力、法外暴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三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文革当局推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动摇和推倒当时的党政体制。在他们利用和推动这种群众暴力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和事后的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可以说是文革暴力的发轫点。

除了一群蚁蝼在这具尸体乱爬乱钻外，没有人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残骸。 最后还真有一个人对这具开始发臭的尸体产生兴趣，是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他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了下来，带回家享受。（后被判刑七年）. 一位飞行员，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这两位最坚贞的女性，下场却无比悲惨臭蔽，他们被人楸这头发，勒着喉咙，强行下跪，弱小的身躯被子弹炸了个拳头大的窟窿……一个被剜了女人那两样器官，一个被挖去了肾。

在那个造反有理，是非不分，没有正义公理的年代，不知道有多少祖先流传下来宝贵的圣迹古文物，被无知的人无情地摧毁破坏，但是也听到很多正法所在的寺庙，因为护法神的保护而毫发无损。 若没有护法神将来保护正法寺院，六祖惠能、憨山大师等的肉身舍利，恐怕就无法留存至今供我们佛弟子们瞻仰礼敬了。 古德有言：“正法所在，必有护法。”此言不虚。

那天我提着竹篮子到乡粮管所找我父亲拿钥匙，脸上长满肉刺的老田看到我竹篮子底上垫有一张印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就说我是小反革命。我顶他一句，他便拉着我去公社，边走边说：你把最高指示垫在篮子底下，你可知道犯的是啥罪？我说：犯啥罪啦？竹篮子没有底了，我去地里...

北京秦城监狱。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中共选拨任用干部的专门领导机关，在中共权力运作系统中地位非常重要。安子文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长达21年，是在中组部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共高官；1945年至1956年，任中组部副部长；1956年至1966年，任中组部部长。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

我们家乡有个挂千顷牌的大地主。这个大地主，家里虽然有钱，自己却极为节俭。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有些菜味道不好，大家都不爱吃，他就先捡大家都不爱吃的菜吃。他说，大家都不吃，菜就剩下了，再温一顿，大家还不吃，菜就要倒掉浪费了，所以他要先吃那些菜。这老头有很多长工和佃户村，自己却很爱干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问毛的继承人是谁。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侧的湖...

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全国大专院校、中专技校毕业生开始分配，基本方向是与工农兵相结合，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当普通劳动者。我们1963年入学的全班同学在校五年后应届毕业，总算没有被文化革命拖延。比我们早一年即在1962年入学的1967届同学，则推迟...

曹轶欧之所以知名，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康生的老婆，而是因为她与康生同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杀手、迫害狂。在某些事情上，她甚至比康生更为奸邪和歹毒。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她就大显身手，丧心病狂。她与康生的整人之法有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刑讯逼供等。许多人在她的手中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1968年4月22日凌晨，时任中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从她被隔离审查的北京纺织工业部大楼363号厕所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今天，我就根据李蕾、杨雪燕编著的《张琴秋传》等资料，谈一谈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位女副部长张琴秋被逼死的真相。张琴秋的人...

中苏之间的关系，也绝非象中共党魁在此次与普京会面时所说，“75年来，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经受住了...考验,树立了...典范”。 在文革时期，由于中苏交恶，在中共的宣传之下，连歌曲都能体现出来。 在一篇名为《苏联歌曲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的文章中，作者回忆到...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去世，文革结束后，华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1970年夏，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在山西省第二监狱（汾阳）服刑。父亲在原籍本来有爷爷留下的老屋子，可是在那个年代，父亲在老家的同胞兄弟们没有一个愿意收留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在老家虽然有爹娘、姊妹，却是地主成分，自顾不暇。万般无奈，母亲将十六岁的哥哥送回他的生父母家...

许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 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他们或选择服毒，或选择上吊，或选择在未名湖自溺，或选择跳楼……他们死的那么决绝，因为人世已不让他们留恋。 毫无疑问，大批学者的非正常死亡在北大的历史上留下了羞耻的一页。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今日的北大对曾经发生有多少的反思。

60年前中国因为“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大饥荒与灾难，王佩英勇敢的发出正义之声，从1964年开始，书写与散发了许多标语传单：如“让毛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等。因此，以“讲真话的疯子”从1965年7月起被关押于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三年。 受尽毒打被石头封嘴始终不跪、不认罪。 被指为反革命分子刑场途中被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