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初的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给莫斯科的汇报电报中说毛泽东“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往往使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周恩来一生都在为他三十岁左右服从共产国际冒犯毛泽东的行为战战兢兢的赎罪。

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1967.9.6英国外交官谈北京八卦：法国外交官在北京修自行车时引来了大量围观，外交官问他们看人民日报吗，那里有很多消息，一人嘲笑地指着毛头像回答说“人民日报？除他没别的新闻”。这段对话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但没人反驳。

周孝正：“比方说习近平想超过邓小平，现在他想超越毛泽东，怎么超过，他想‘武统台湾’。我们从小听过要‘解放台湾’，后来到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统一台湾没有时间表。现在有时间表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1936年，毛泽东下令由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组成的“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不但两万精锐之师埋骨黄沙，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情形极为惨烈。

记录：研究大饥荒的职业和业余史家另一种非官方史学活动的模式，是在官方档案资料难以获得的情况下记录被遗忘或者被掩盖的事件。致力于这种记录的人各式各样，有在学术界内部或者边缘以传统方式搜集档案的群体，也有依靠已出版但冷门的材料的记者，还有主要从事口述历史的非官...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宣传册封面。（网络图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顾名思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文件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如今很多中老年人都还会记得文革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彼时，街道上、房间中，到处都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毛的红宝书更是遍地都是。此外，捧着红宝书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报忠的滑稽场景，在工厂、在农村、在学校、在机关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生怕对毛的一点不敬...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十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1975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大陆，在毛面前大谈他精读毛的著作，被毛视为知音，对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的干吧。”随后“红色高棉”把“全面专政”写进宪法，东方佛国变成了杀戮场，170多万人死非命。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