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没下雨的北京，9月9日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因为当天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死亡43周年纪念日，有人开始穿凿附会的宣称，毛显灵，让北京久逢甘霖。但也有网民以反讽口吻纪念毛，相关笑料五花八门。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

李作鹏回忆道：9.13晚上周总理给李打了四次电话，周只要有一点暗示，林彪都跑不了。从别墅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在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李作鹏出狱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

毛泽东犯下了滔天大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事关其颜面和权位，他至死仍悍然蛮横，绝不以苍生为念，居然毫无悔意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既然如此，那么，对其罪行的调查、取证、声讨与宣判，作为受难者的中国人，以十几亿生命基本权利的名义，必须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青史留判决”，我们当仁不让。这无关个人恩怨，而关乎中国命运；这无关毛氏动机，而关乎历史正义。

在牢里，杨开慧曾被用刑，要她自首，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她想到了毛泽东对她说的：“算人间知已吾与汝”，她宁死不屈。她为自己一生曾得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知己心满意足。她不惜为毛泽东和他从事的事业去死。十一月十四日，她带着一种女人特有的满足，慷慨地走向刑场，那年她年仅二十九岁。她至死都不知道早在二年前她与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一个叫贺子珍的年轻女人已经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女主人。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毛要借的刀就是异常凶猛的西北大军阀马洪魁、马步芳的马家军。果不其然，红四军大部分人被其所杀，不少人是被活埋的，而且很多女战士被卖掉，被强奸。传说徐向前骑着小毛驴，驼着西路军的银元，单独一人逃去了延安。而李先念在祁连山下苦战到最后，身边还有十几人，依旧拔腿向西走，去完成任务。多亏被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所派之人追回，才免于困死在沙漠中。

周后来在批彭的常委会上替自己辩护说：彭，你的骨头就是犯上。驯顺、顺服，就是没骨头嘛！领导干部也是要驯服的，要不革命怎么能胜利呢？！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周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于是，他就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掩饰，搞出了他自己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说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为什么如此激烈和残忍。它实际上是中共党内两种思想——毛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因此，党经历了十年时间的尖锐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处于战争状态以便于安内；第二：借韩战之机剥夺彭林的军权；第三：借韩战消耗原国军兵员；第四：搞家天下，为太子立本。彭的所有英明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到那时候也不敢不承认。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违反了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为了一碗蛋炒饭，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败了，从此彭大将军也成了他的夺子仇敌，不除不快。

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谢选骏写了一篇《伟人发展下去就是恶魔》大文；主要说希特勒是个改变德国，变成德国的强人，甚至改变世界的强人；对希特勒之伟大及成魔之事，着笔不多。 [一]大人物就是恶魔 希特勒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小人物的希特勒是恶魔种子，大人物的希特勒大魔头。倘若...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中共从上至下的流氓行径，无疑对大陆社会有上行下效的榜样意义。既没有仁义道德底线的精神遏阻，又有中共层层官员流氓榜样的引领作用，所以流氓意识和行径在大陆有如洪水猛兽般泛滥，乃是顺流而下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还有利害得失甚至胜败存亡相关，因为在大陆社会不论官场还是民间，争斗中能够获益或是胜出的，必定是流氓手段运用娴熟和彻底的。这种深入骨髓和灵魂的流氓文化，必然在一切行止中难以掩藏而体现出来，所以大陆人众一表现“爱国”，流氓腔便会自然流露。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打战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就算是8月10日晚上发表的命令，这个命令很突然，实际执行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8月15日以后的事情。从《最后一战》的书中也看到，许多所谓的对日军泣血山河的攻坚战是在1945年12月份甚至是1946年进行的，在日本投降很久后才打的，日本已经投降了，用得着打它吗？日本投降后，已经不是执行侵略任务了，而是执行的是盟军和中国政府的命令——临时维持社会治安，等待中国政府的接收，那么这时进攻它不就是等于进攻它的指挥者——盟国和中国政府了吗？这不就是内战吗？

1966年初，中共掀起了文化领域上的大批判运动，中共中央中南局某些领导遂让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上报中央。因为李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谈及李达的问题，毛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此人再次询问毛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毛终于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如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