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述说40年前不堪回首的一天，那是我终生的噩梦，挥之不去却又难于述说。数百条活泼泼的年轻生命就在我的眼前一瞬间化为亡灵，而我从成堆的尸体中逃出生天。那是1967年的武汉，那一天是8月1日，我还不满14岁。
1967是中国的凶年，更是武汉的凶年。
前一年的7月16日，是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告伟大领袖身体依然健康的重要日子。这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汉，事先就通知武汉方面他要戏水长江。他力斥一干高官对他73岁高龄的担心，无论天气如何、水流如何、安全工作做得如何他都一定要游。那一天他如愿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便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是全中国都燃烧了起来，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武汉特殊的纪念日。
一年后的7月，文革和天气一起进入白热化，武斗、流血、死人已是家常便饭。惊天的所谓“7.20兵变事件”，更是把这座火炉之城变成了炼狱，江城三镇的上空弥漫着疯狂和仇恨，人人亢奋莫名。7月16日，“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纪念渡江活动，由于两派血腥的武斗给耽误了，于是“7.20事件”之后的8月1日，在造反派绝对掌握了权力之后，这样伟大的纪念活动是一定要补上的。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1967年8月1日，竟成了武汉人的劫数。此时的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新掌权的造反派是这场渡江纪念活动发起者，但参加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对毛泽东主席一腔热爱而来的。造反派掌权者可以发起活动，但却没有任何管理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仅渡江者就上万，还不包括看热闹的。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这个业余诗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我浑身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华师的、体院的、水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贻弄孙的年龄了。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我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青、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
《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