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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没有反抗?北大学生组织发动反共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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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1971年8月,黄立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当时的中国惨况处处可见。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

据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中谢贵平撰写的《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披露,当时的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1959年,无为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过二两,最困难时,有时连续三四天一两米都不供应,“群众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此外,由于饥饿,身体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社员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因为缺粮少吃,社员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食充饥,实在没有办法时,只有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为27%。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仅剩662,557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而三年间,无为县的人口都是负增长。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

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

貌似中共认了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则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责,二则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成立反对政府的组织根本谈不上“非法”和“错误”,错的正是不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而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因此,黄立众的冤情并没有得到昭雪,清白并没有归还。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确信,类似黄立众这样的冤情的出头之日,惟有等中共彻底解体那一天。

2013-04-18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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