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共产党越近，我离人越远了。（图片来源：Getty image）我的天啦！中共把我改造得丧失了正常人的知觉了！我离共产党越近，我离人越远了，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的人性堕落了！我不是人了，连辨别什么香什么臭的人的本能，都被一种似乎更高尚的政治觉悟改造掉了！人性被阶级性置换，究竟是...

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 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 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老来闲忆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

毛泽东去世之后，粉碎四人帮，经内查外调证明他是被冤枉的。那个揭发他是国民党员的人，正是当年被他杀头地主的儿子。中国有句话：“报仇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家报这个杀父之仇等了二十多年。人家还不是亲手杀他而是向党揭发，而是借共产党的刀来杀他。他的一些晚辈认为这是“阶级报复”，试想：国家如是民主宪政的社会，他还能搞“阶级报复”吗？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以及无辜的人民群众遭到迫害，被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这些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原是佛教用语，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后成为固定成语，形容虚幻怪诞，比喻邪恶...

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华师（华中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

上官云珠，20世纪40年代照片。（公有领域）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一代巨星上官云珠在家中跳楼自杀，年仅48岁。文革后，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撰写了《母亲上官云珠》一文，回忆了母亲自杀前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母亲死后不久家人的不幸。1969年1月初，韦然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

许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S》）。 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他们或选择服毒，或选择上吊，或选择在未名湖自溺，或选择跳楼……他们死的那么决绝，因为人世已不让他们留恋。 毫无疑问，大批学者的非正常死亡在北大的历史上留下了羞耻的一页。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今日的北大对曾经发生有多少的反思。

这位“老革命”是我的一门亲戚，他在民国时期是一名中学教员，在历次运动中他始终是立场坚定跟共产党走。在五十年代初“换妻运动”中，他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休弃，换上一位年轻有文化的妙龄美女。文革中，他被当做国民党特务，关进了牛棚，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在牛棚自缢身亡。 我要说的这位“老革命”是我的一门亲戚，论辈分是我的爷爷辈，他在民国时期是一名中学教员。那时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在那时候的革命行动就是“杀老财，劫富济贫”。据说，他在一个夜晚带领学生把一个地主的头砍了下来。革命就是革别人的命，杀别人的头。

“牛棚居民”外出参加如牛负重般的劳动改造，晚上回到“牛棚”写检查、交代、汇报。或在“牛棚”召开大批判会，互相批判、揭发。这样互相间“狗咬狗”很有好处，可起到分化瓦解“反革命营垒”作用。在“牛棚”里，一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无条件执行。早上起来，首先虔诚地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数说自己的罪行，表示悔过自新的决心，然后才可去领饭；晚上，要向毛主席老人家汇报思想，汇报认罪态度，汇报白天劳动改造的心得体会，然后方熄灯就寝。

当时我与饲养员共用一个“厨房”，早晨吃玉米面煮疙瘩，中午吃高粱面剔尖。后来听他们抱怨说：当年扛长工打短工的时候，主家给吃的不仅是白面，还有酒和肉有“白面”。他们还说：高粱玉米是喂牲口的，现在连这东西也吃不饱了。难怪他们在忆苦思甜的时候，控诉的是60年的苦，思念的是当年的甜。

他在一个夜晚带领学生把一个地主的头砍了下来。革命就是革别人的命，杀别人的头。别人的血染红了革命者的红顶子和官袍，这就是红色革命。但是他还“心存仁义”，没有斩草除根，没把“地主狗崽子”一并杀尽，所以留下了后患。没像处置党的叛徒顾顺章一样将其全家灭门，以致这位革命者在二十年以后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这笔血债，这是后话。

1966年五一前夕，我为了再次参加高考，向生产队长请假回家复习功课。那一年5月，社会的空气越来越凝重，就好像每天都有爆炸的可能。其中与我有关的，是那个五·七指示。当时这指示的全文虽然还未披露，但是从报纸广播的喧嚣中，我隐约感到自己的选择实在是有违圣意。果不其然，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