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落马官员、造反派，都是文革局内人。还有一些文革史研究者属于局外人语境。 最早的局外人语境出自外国汉学家。他们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就开始了文革研究，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也有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的不足。还有一些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出国定居，把文革研究扩展到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 近些年文革研究进入学院派视野。年轻一代学子以文革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者不绝如缕。他们的年龄从70后、80后延伸到90后。他们没有文革的感性体验。

提问：凤凰历史答问：米鹤都写在前面：本文是2014年陈小鲁等人公开道歉之后，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米鹤都先生回答凤凰历史的提问。在当下宋彬彬去世引发的新一轮争议中，本文仍有充足的现实意义。我们节选转发于此，供读者朋友参考。凤凰历史：近期很多文革的参与者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但是比如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全国大串连和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聂元梓那时对大串连不积极，曾派人到北京火车站劝阻外出的北大学生回校参加选举校文革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指导下，196...

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1966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那天我提着竹篮子到乡粮管所找我父亲拿钥匙，脸上长满肉刺的老田看到我竹篮子底上垫有一张印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就说我是小反革命。我顶他一句，他便拉着我去公社，边走边说：你把最高指示垫在篮子底下，你可知道犯的是啥罪？我说：犯啥罪啦？竹篮子没有底了，我去地里...

一年前，笔者拜访肝癌缠身的刘宪平，聆听他述说生命故事，这位目光炯炯的长者，凭着坚强的意志抗癌逾10年，并为美东树立“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出钱出力。他相信，为逃港死难者竖立纪念碑，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他自己就是亲历者，经过三次惊险偷渡，才与太太陈华美一同来到彼岸的香港，从而有机会记录下自己和身边人经历的一切。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 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

当年，毛、周等将武汉7.20事件定性“反革命事件”，是谎言；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武汉7.20事件嫁祸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同样是谎言。 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它是由毛的错误决策引起的，即毛认定，武汉军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 武汉7.20事件，实际上，是文革中由军队将领支持的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反对文革的事件。

2008年的10月11日，靠造反起家，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的江苏造反派领袖，文革中原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原文革造反派——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一把手曾邦元死了。曾邦元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肠息肉手术，2008年于9月19日住进南京鼓楼医院...

时间：2013年10月21日地点：北京金源大酒店学院路连锁店受访人：郭青苔（郑州大学退休教授）主访人：张从方式：笔记（事后经受访人审阅并补充）我出生于1940年11月，今年已经73岁了。1961年到1968年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提起大学生活，我有一段不愿意回忆的经历，今天说出来...

李敦白这个美国人，归化中国后，取了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李敦白。但这人其实既非李白，也不敦厚，实际却是左得可爱。1945年9月中旬，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李敦白作为一名受过专门中文培训的美国陆军士兵，经驼峰航线飞抵中国昆明。他的身份是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专员，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

重要区别是，病历对病人公开，而人事档案，则常对本人保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更没有“档案法”的严格界定），有些材料给本人看过，有些不给看，甚至本人毫不知情，也许只是个别领导人随意好恶的结果。但是，一旦盖上公章，成为文字鉴定，就会跟随该人一辈子。人调往新单位，它就会邮寄到新单位的人事部门，成为该人的永久性“标签”，对个人命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

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堪回首。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是一座宝库，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悬疑问题甚多，如拟探讨社会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我说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指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支持造反派并参与其中的现象。文革期间，我曾去过四川，...

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

解放军中将邱会作（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在文革期间，当时林彪手下的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呼救。有媒体揭露，叶群最初不愿干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直到邱会作对林彪大表忠心，才被救出。《人民网》曾报导，...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和社会上各单位基本上分为两大派——造反派与保守派。介于其间是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或逍遥派。这两派后来都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由于其特殊性，阵线比较混乱。有一保到底的三保派——保校党委、保工作组、保聂元梓；有两反...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堪回首。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是一座宝库，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悬疑问题甚多，如拟探讨社会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我说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指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支持造反派并参与其中的现象。文革期间，我曾去过四川，...

1966年11月5日，愚园路311号，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炮召集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工人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我也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这次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和厂保卫科干部，当选为司令，潘国平也当选为司令。工总司总部暂时设在巨鹿路691号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