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作为老一辈“海归”，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有一点不入时尚。他是二战后留学美国，四九年就匆匆忙忙赶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那一拨人。小时候总看见他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拉两下计算尺，然后再接着写。那时候还没有计算器，比起算盘来，计算尺就显得挺“洋”的了。
在我眼里，我们家从生活方式到用具摆设，都没什么“洋”的，比较简易凑合的样子，好象总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得等着做，这些对付对付就行了。所以我后来经常调侃说，我们家，怎么就象我们的国家一样呢？
家里不多的洋货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我爸爸这个人很古板，虽然他对人很和气，但是他不愿跟人分享的东西，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他不训人，也从来没有打过我，生气了顶多就是不理人。但是他板着脸不讲话还是挺可怕的，家里的气氛会变得很紧张。他一不讲话，你就闹不清怎么了。要是一连几天这么沉闷，大家就更难受了。所以他不给我们动的东西，我们也不会闹着跟他要。印象里我只见过这台唱机两次，都是大舅妈从上海来玩儿的时候。她是德国人，嫁到中国以后，在四川呆了很长时间，讲中文带四川官话口音，喜欢在我们楼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爸爸拿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唱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我跑去看热闹，大舅妈用手指放在噘起的嘴前，示意我不要出声音。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却从来没见爸爸用过。他们静静地坐在这架机器旁边听音乐，就象去音乐厅听人演奏那么严肃。望着那精致的机械一圈一圈地在这布满神秘纹路的唱片上划过，我在想：爸爸还藏着什么好东西，没给我看？
搞不懂爸爸为什么那么谨慎，其实他把唱机开在那里，成天放着古典音乐，象背景声那样熏我们，也不会怎么着。对于我们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粘蜻蜓，捉季鸟，打绷枪仗，夏天游泳，冬天划冰车，才不会为了这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走火入魔的。古典音乐这点修养别说影响，就是你强迫孩子下苦功学，也未必能学出个样来。东西买了不用，还不如没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计有的东西，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我对那些百代胜利的老唱片不感兴趣，希奇的玩艺儿有的是，旧衣服，旧首饰，还有面额大得吓人的旧钞票。外婆结婚时候的一对大炮丈让我们激动了好半天，象小擀面杖那么大个儿，真想点燃了听听响，犹豫了多少次，还是没敢。够乱的了，万一炸出点事来可不好。
别人家抄出来的东西可就厉害了，清华里办了一个“抄家展览”，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日本军刀，北洋军服，大清朝服，地契，委任状，书信，象金银首饰，唱片，香水什么的表示封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都没人要看。要是这个展览能保存下来该多好，那就是一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博物馆。
如果我说，所有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有后代在清华，可能不太准确；但要我举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例子来，却是轻而易举。象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粱启超、冯玉祥、段祺瑞……等等，这些人的后代有的我只是知道，有的远远望见，有的则是天天在一起。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孙子住在我们这个单元五层，当时还在上小学，他用绷弓子打唧鸟（知了）经常是弹无虚发。有一天我们在楼前边玩，另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孩子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爷爷是毛选里边点名的大反动派！虽然说童言无忌，多少反映了家长有意无意对孩子的影响。别说当时不上学也没书看，就是现在报纸上书店里到处都能见着国学大师钱穆，你问问有几个小学生知道钱穆是谁？不过残忍而又荒诞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我们照样玩。二楼的朱婆婆天天怕我们把楼前的一株玫瑰弄死，后来才知道，那是朱自清先生活着的时候同她一起种的。前朝旧人存一点物什留点念想，已然是挺凄凉的事情，但以当时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企图推翻政权的证明。清华这地方俗话称为：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用大批判语却叫做：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在我的印象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段，我爸爸还没受什么罪。亲眼见到的仅仅是他们系里十几个年轻教师和实验员来我家，其中一位是新年联欢晚会是带着我玩的。我跑上去叫他，他却没有理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着“王补宣，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对这些时髦的词似懂非懂，但起码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因为是二战中美军用的，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侧面用白漆写着“P.H. 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不象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光光溜溜，什么装饰感全没有。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灵敏度高，能收短波，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从我记事起，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平常地就象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不是什么秘密，天天用。那条黄绿色的毯子，是二战后处理的军用物资，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盖在上边，有的时候拿它垫在下面，除了毯子的角上有那么一块印着US标记，谁还会注意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每天中午我们都听“林海雪原”，“红旗谱”，也许我们用收音机的时间比爸爸还多。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侯宝林和郭起儒的相声，孙敬修老师的故事，还有“小喇叭”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爸爸的收音机，在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
本来武斗刚完，该下农村的插队去了，该上学的也复课了，一切都象折腾累了该歇会儿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玩艺儿，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呢？谁想得到我爸爸这么一个平时清心寡欲，为人和和善善，除了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原来有发报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估计，这个消息，曾经教不少人肾上腺素分泌过剩吧？
来抄家的那天晚上，气氛特别不一样，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可是却安静得出奇。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这会儿谁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那间屋子白天都不怎么亮，从阳台缩进来一大截，前边有另一个楼挡着，日照的角度非常小。到了夜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只够照亮我爸爸坐的地方。文革以后房子越调越小，屋里除了床，就剩下一条走道，更显得阴暗。反正那年头我们都不读书，外边热闹，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在外边呆着，回家就是吃饭睡觉。自从合住的人家搬进来以后，爸爸老爱关着门，连热天都关着，好象关着门天下就太平了。现在祸从天降，一盏光秃秃没带灯罩的大灯泡吊在屋子中央，不知是我心里的错觉，还是什么人特地为这个不寻常的时刻换了灯泡，看上去足足有一百瓦。
那时候大批判的语言是非常形象的，常听说：将×××揪出来，将他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回我爸爸的乱七八糟东西，真的是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连二十年前妈妈写给爸爸的信也抄出来了，要说不好意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好意思的呢？话又说回来，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点东西哪那么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写满了字的纸片，信件堆得到处都是，打都打不开。不要说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其实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我刚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看到家里出了事，又惊讶，又激动，急着要看个究竟。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象“密电码”那样的东西？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因为很明显，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只剩下尘土。
往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天天受审查。很多次看见他的单位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教师送他回家。也许安排每天送我爸爸回家，是担心玩过了火，闹出什么意外吧？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爸爸很少讲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老实说，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我们楼就有两个教师跳楼自杀。楼后边本来是我们经常玩的地方，玩踢锅电报（捉迷藏），踩堡，闯关，热闹的时候能聚上几十个小孩玩游戏。现在死了人，谁也不敢去了，到处长着半人高的野草，扬树林子里面小风一吹，就是在晴天，听声音也总象在下雨，阴森森的。据说过了一年还有一块死者的脑浆干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