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特别冷清。
哥哥姐姐全插队去了，一个在陕北，一个在内蒙。到了夏天，妈妈主动报名第一批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按她的估计，一家人不可能全不下乡，呆在城里，不如她先去干校。虽然爸爸的审查已经结束，还不知道怎么给他安排工作，如果家里已经有人去干校，也许他就可以留在北京。万一全家都得走，她先适应一下外地乡下的情况，将来也好有个接应，不至于闹得措手不及。很快，爸爸就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劳动锻炼，一周才回来一次。家里幸亏还有老保姆留下来照看生活，虽然大家各奔东西，北京的这个家总算保住了。我开始一个人睡一间屋，奢侈地躺在爸爸的双人床上，月光下物影分明，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因为担心半夜起来解手而一遍一遍跑去上厕所，总是为搞不清哪一次才是睡前最后一泡尿而苦恼。
象大多数十来岁的孩子一样，我希望成为社群里受欢迎的一员。在我的生活中，家庭的重要性正在被社会所取代。我渐渐陷入了对现实世界的困惑之中。我的朋友圈子，开始超出同一片楼房居住区的范围，认识了体育学院来的孩子，还有周围农村的学生。我想受表扬，甚至还想加入红卫兵组织。当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的意思，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少先队共青团，是校方奖励给听话孩子的一种荣誉，只是换了名字而已。连着两批都没有发展我，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爱讲话，不专心听讲，尤其是劳动中从来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直到有一次，平时和我挺好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他们班的老师不让他和我玩了，说我是一个特务的儿子。他要想加入红卫兵，应该跟我划清界线。我相信他讲的全是真话，他家在体院，对清华的事不会太了解。看着他一付对不起我的样子，一定事先没想到我的反应会这么剧烈，我的愤怒当然是冲着那个女老师，可是我一急起来，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好象我真的隐瞒了多大的事情不能告诉他似的，可是叫我怎么说呢？我爸爸在美国留过学，我们家有一台难看的美国收音机？要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人家要说你爸是特务呢？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一起玩的孩子问我：哎，听说你家有发报机呀？ⅹ你妈！我回骂道，你家才有发报机呢！他说，不就是问问吗，别急啊。我怎能不急呢？突然间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围绕着我，我们家。我都快被吞没了，可是还说不清楚它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找那老师讲理去！小孩不懂就算了，她凭什么说我爸是特务？老师讲话总得负责任吧？是的，我爸是到美国留过学，但新中国一成立他不是就回来了吗？要是他不爱国还回来干嘛？你诬蔑好人，你别有用心！我心里不停地酝酿着揭穿一场阴谋的斗争，血直朝脑袋上边涌。说我爸是特务，你有证据吗？工宣队、军代表、党组织有结论吗？有的话，你见过吗？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拿不出来你就是造谣！你就不配当老师！连着好几天我都在想怎么找她说。平时我连在班上发个言还心跳半天，这事我就更没把握了。万一她不承认她说的话呢？这么一想，脑袋都快爆炸了。
等到讲话对质的机会来了，事情却和我预想的全都不一样。我看见她从教室外边的走廊上过来，正好周围没什么人，我冲到她面前，狠狠地瞪着她，事先想好的那么多话一句也上不来，憋了半天，我说：我爸不是特务！
那女老师居然不搭理我，别过身子就走了过去。
爸爸的审查一完，他就开始惦记他的那些老同学了。文革前没有见他们有那么多来往。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书生，耐得住寂寞，能长久专注于他的课题，磨板凳的工夫一等。但经此一难，也坐不住了。受审期间被问及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爸爸说没有，经过翻来覆去多少回合，总算想到了大学毕业时，班里有一个自发的同学联谊会，叫晔社，取日照清华之意。尽管爸爸的记忆力奇好，无奈当年不曾积极参预，诗文词曲也非所长，加之一生秉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每日被强迫回忆几十年前往事，挖空心思，苦不堪言。原来外调人员从核工业部连培生先生处早已查获一份晔社名单，对爸爸的折磨竟然是为了考验他的态度。意外的收获则是拜回忆和外调材料之赐，爸爸了解到很多老同学的下落。自西南联大兵慌马乱之际，匆匆一别，渺无音讯，如今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王积涛先生与爸爸在联大和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有两度同窗之谊，他在美国时是中国同学会会长，虽然专业领域不同，但交情却很不一般。他诗书画无所不能，自幼上教会学校，英文极佳。王积涛待人平和，治学严谨，达观爽朗，与世无争，想不到亦遭人指控，被罩在一个更大的特务网之中，上了报纸，更是一夜成名。爸爸借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跑去南开大学打听老友王积涛的下落，在传达室从门房那里得知他还在隔离审查。想着爸爸怅然折返的情景，真是凄凉之至。
京津几乎一望之遥，但小的时候从没见他们来往，一般爸爸不找人到家来，更少去登门拜访故旧，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是君子不党吧。这个时候他那么想见朋友，一定是内心苦闷难忍。妈妈在干校，哥哥姐姐在农村，我年岁尚幼不入他的眼，总不成有话跟我家保姆说吧？虽然我家的保姆识字懂礼，人很精明，尤其不乏生存的智慧，对我们家也尽心尽力。记得我嫂子第一次来我家玩，看见老保姆手里拿着报纸，在读《参考消息》，吓了她一跳。
渐渐地，来家里看爸爸的人多起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励成豪先生，是爸爸联大同学里来访得比较早的。他说上学的时候和王积涛学自行车，结果王积涛控制不住，撞了一位穿旗袍的太太，没想到此人是警察局长的姨太太。等到王积涛后来到我家，讲了故事的下半截——原来，励成豪说好了教他骑车，帮他扶着一路护驾，可是一闯祸，他溜得最快，一转眼就跑没影了。当时警察局把王积涛逮住了。爸爸说励伯伯是跑去找校长扬石先，好把人保释出来。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我也还算成长顺利，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我爸爸四十年代留美时的个人经济状况，不会象我们八十年代出国时那么一贫如洗，却也不会如富家子弟那样挥霍，买军用处理的收音机，无非是图个价廉物美。有趣的是我哥哥的岳父王积涛先生，回国时也带了一台同样的美军收音机，文革当中一样成了指责他里通外国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罪证。他们万里迢迢选两件工业品带回国，大概如同我们八十年代出国人员购买冰箱、彩电一样，选价钱选品牌皆是一时之时尚，原因都是当时国内的工业产品、经济水平以及商品供应尚不发达，至于日后惹出那么多麻烦，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现在很难想象，什么人会指着你十几年前买的电器产品，说你是间谍特务。
那位不让她的学生和我玩的老师，后来还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她其实挺善良的，除了比较爱唠叨，也没什么心机。我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人的判断力会这么差？设身处地想一想，谁愿意发展我爸当特务啊？他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吃奎宁吃多了，造成严重的听力障碍，耳背的厉害，说话要音量很大才听得见。当特务起码要耳聪目明，手脚灵便，我爸首先在体能上就不合格。他连骑自行车都不会，每天走路上下班，象他这样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很难想象他居然过着双重生活，背地里突然手脚麻利得很。他在社交上很有节制，连身边人的是是非非都搞不清楚，到哪儿去收集情报呢？他长期是党外人士，等文件传达到他的耳朵里，大概已是无人不知了。他除了读书做学问，基本上没有剩余的时间用来娱乐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就连文革当中他也一直在读书，很少中断。单位里的同事如果怀疑他私下里干了什么别的，只要把他读的书和记的笔记全拿出来看看，就全明白了。不要说有点成果或者创见，光是把那些东西读一遍，把公式推一推，这点时间没准还不够呢。如果批判他白专，还庶几近之，特务？太离谱了。
等我年龄稍长，开始能理解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轻。从肃反，镇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从老一辈学者、学长一直斗到“一二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学校里的人，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年一涌而入的新学人，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恶梦挥之不去，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时代可以变，人却变不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年比谁积极，比谁革命，就如同现在比谁有钱，比谁官大。时尚可以变换，主义可以不同，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其实哪一代人没有理想？只不过有的理想尚可用来激励新一代人，有的却注定要随着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消失。可叹的，是何止虚掷了十年大好时光，更何止是浪费了一代人辛勤的忙碌啊！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在他无罪扛枷、厄运当头的年月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要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与事实大违，那年代，读书得不到奖励不说，反而会招灾惹祸。他却一有机会就读书。抗日战争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政治动员语：偌大的华北平原，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是到了文革运动激烈的时候，不要说华北平原，整个中国，怕是也放不下这张书桌。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他从工厂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写。有趣的是，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工作日记”的小本子上，有很长时间，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他偶尔拉拉计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文革以后他出版了新书《工程传热传质学》上册，原来那些“工作日记”，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一个人勤奋固然好，如果不仅有勤奋的良好习惯，并且有明确的方向，那就需要一点信念了。在大家都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没有一点“信”，怎么可能持久呢？
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些政治运动，哪一次最痛苦？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批判他，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嘛？说爷爷坏，我说不出口。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他说想过，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说再逼我，也就这么多可说的，总不能瞎编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象陈祖东那样，走了算了。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六八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就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兴致冲冲楼上楼下跑得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我问什么戏？他说京戏。京戏我不会，他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以前只知道陈伯伯会打太极拳，家里有真的宝剑，没想到他还会唱戏！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全是穿高脚靴，扎靠戴盔，背几面小旗会耍花枪的武生。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顽童倚哥。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这么刚烈。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办堂会呢？最难忘的，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
一个人信什么不是强迫出来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形式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它对人的伤害却是有目共睹的。爸爸相信做学问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他的老师是这样做的，世界上其他同道也是这么做的。他信爷爷奶奶是好人，他信的都是值得信的。妈妈去世十多年了，每天早晨爸爸都燃一柱香，上一杯茶在妈妈的像前，因为他心存感激。
过去经常讲努力改造世界观，因为大家都这么讲，所以也没加思索就跟着讲，其实连世界都不许你见到，观点更是没有，怎么改造？如今我已过知命之年，仍然不敢妄称对这个世界有了多少观点。小时候在工厂和农村劳动，干累了说腰疼，马上会遭到喝斥：你才多大点儿，七十二岁才长腰眼儿，你敢说腰疼？小孩子没腰！也许是让小时候的教育给搅的，现在如果征求我关于任何事情的意见，我的反映都特别慢，经常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心里也明白，我的一点破看法值不当去千锤百炼，用不着象外交家那么圆滑，我的看法除了我自己，谁也代表不了。在一个以改造思想维系的社会里，寻找绝对的道德至高点，成了人们不断追求而又达不到的可怕运动，将人坠入深深的失望与不信之中。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净化我们的灵魂，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也没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哲学家，无止境地拷问每一个人的动机耗尽了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沉浸在末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岁月枯荣不再展示生命的喜悦，日月星辰却被赋予了丑恶的政治含义，山河丧失了应有的庄严，草木风景不再有情有义，难道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吗？善良的愿望与丑恶的现实动摇了我对人的信任，破坏了我对国家社会的寄托。为了防止上当，也为了适应严厉的生长环境，我们变得目光短浅，缺少耐心。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一个个要活得如此胆战心惊？
九十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我爸还感慨道：我们过去留学、选专业，都是想中国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现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时代真是不一样了。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不，他不怕，因为他相信，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他：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他说早扔了。我说：呦！怎么扔了，那是文物！
一稿于无外庐，二OO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