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四旧，扒牌坊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
我当时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单县。
这是一个四省交界之处的小县城。山东省在陆地上总共与四个省相邻。这四个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而单县一个小县却与其中三个省相交：东面是江苏的丰县，东南是安徽的砀山，南面和西南面则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县城，其偏僻、闭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几乎不为外人道也。
虽然不为外人道，但单县人自有单县人的骄傲。单县人最骄傲的有两样东西：羊肉汤和牌坊。本来羊肉汤和破四旧没什么关系。但改革开放使它们发生了关系，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了。这几年，“百寿坊”牌羊肉汤行销全国，使得单县在全国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气。（百寿坊公司的网友注意了，我这是给你们做广告。别忘了告诉你们老板，给咱表示表示。）单县的羊肉汤以其汤浓似乳、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而名满天下。而这名满天下的羊肉汤所用的商标就是“百寿坊”。这就与牌坊扯上了关系。
文革前的单县县城很小，环城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墙。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幅《夜攻单县》的很著名的战地照片，攻的就是这座城墙。）内的城区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十几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两座，一座叫张家牌坊，现在叫百狮坊。牌坊上雕有一百个活灵活现的狮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现在叫百寿坊，（羊肉汤的商标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这两个牌坊的石柱、横梁上的狮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珑剔透，煞是精致。后来我看到过全国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总觉得远远赶不上这两座牌坊。除了这两座牌坊和其他单独地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牌坊外，比较集中的有：刘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黄隅首之间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着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为壮观；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称作“牌坊园子”。总之，牌坊在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单县人看来，确实是一大骄傲。因为除牌坊多以外，这些牌坊大多是节孝坊，这就表明单县人是很讲究“忠、孝、节、义”的。这在道德上就使得单县人显得更高大了。虽然这“忠、孝、节、义”是封建主义的遗毒，是与共产主义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来了，这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遗毒的牌坊的厄运也来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了，“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但到底怎么破，怎么立，谁也不知道，更别说生活在这偏僻、闭塞的鲁西南的单县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旧”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通过报纸、广播，很快就传到了这偏僻、闭塞的单县。有了榜样，单县人也就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我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小学毕业了。但由于中学停止招生，我们就全部滞留在了小学里。在学校里无所事事，老师就让我们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组织下，跟着街道上的积极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干不了什么，但帮个人场，看个热闹，还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旧、抄家。单县没有黑帮，只好抄四类分子的家了。而四类分子经过了十几年的监督、改造，家里早就是一贫如洗了，哪里还有四旧？不大的县城里，还有几家被称为资本家的人。资本家总该有四旧了吧，那就抄他们的家。其实，我们县城最大的一个资本家据说才有200块钱的资本。我的一个同学他家也是资本家，他家的资本才几十块钱。我那个同学的家被抄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热闹了，确实也从他家抄出来一些好东西。绸缎的、毛料的衣服，五颜六色，也真叫咱小县城的人开了眼；花瓶、瓷器，古旧书籍，也是见所未见。既然是四旧，那就全堆在一起，烧了！人呢，绑起来，和四类分子一块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
除了抄家，每个人还都在琢磨，到底什么是四旧？看报纸上说的，奇装异服是四旧，可是，我们这个小县城，人们连粗布衣服都才穿上，哪来的奇装异服？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四旧，我们这里，人们刚刚吃上饭，哪还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喝咖啡、开舞会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啊。
当然，只要有什么被发现是四旧，人们也真就毫不留情地破了它。当然，也有破错的时候，或者遇到阻力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象棋上有“将、帅、士、相、兵、卒”，这不就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吗？二话不说，我就把爸爸办公室里的两副象棋理直气壮地拿了出来，在院子里点上火就烧了起来。谁知，刚点着火，就被爸爸的同事发现了，一把夺过象棋，踩灭了火。这还不算，还把爸爸找了来。结果可想而知，我被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就在县城的人热火朝天地破四旧的时候，城里的牌坊却被城郊的农民给盯上了。我们这里是平原，周围一百里以内没有山，因此，石头在我们这里是稀罕东西。老百姓盖房子，都是在平地上砌砖。谁家的房子要是能在四角上砌上四块石头，立马就身价百倍。更别说搞农田水利建设、修桥铺路要用石头了。
因此，天气渐凉的时候，城郊的农民进城来了，他们要扒牌坊了！
扒牌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这些牌坊，宣传的都是封建阶级的“忠、孝、节、义”，是“四旧”。是“四旧”，就应该破！就应该扒了它！面对这十分充分的理由，县委、县人委也无法阻拦，只好默许他们将一座座牌坊包围了起来。农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不过，还是有冷静的人。不知是哪位县里的领导，告诉农民们，张家牌坊、朱家牌坊是文物，扒不得。（其实那时候它们还算不上文物。它们是1977年才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其他的牌坊，大家扒，没有意见。结果，朱家牌坊，只被扒下来一个角上的飞檐。而张家牌坊，则完好无损。农民也懂大局，识大体，怏怏地撤走了。
扒牌坊的场面很壮观。首先，是由一个身轻如燕的小伙子爬上牌坊。将粗壮的麻绳套在选定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几十个人拉着绳的另一端，喊着号子一起拉。拉下一块石头来，再去套在另块石头。就这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拉。扒一个牌坊，十天半个月，也扒不完。也有些小牌坊，本身就不是很牢固，拉着拉着，它自己就轰然一下倒了。这就省了不少的事。
只把牌坊拉倒还不行，农民们扒牌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牌坊上的石头。因此，还要想办法把石头弄回家去。牌坊上的石头块都很大，一块就有好几吨，当时的运输工具只有板车、牛车、马车，根本就无法装。只能把石头弄碎了才能拉。平原上的农民，没有跟石头打过交道。用铁锤砸，没有经验，砸不开。于是，就有人想出了用火烧石头的办法。在石头下面或者是旁边架上柴草烧，等到石头被烧热了以后，再用铁锤砸。别说，这个办法还真行。只不过小小的县城街道上到处乌烟瘴气、浓烟滚滚。就这样烧石头，一直烧了一个多月，县城的浓烟才渐渐地小了，街道上的石头也渐渐少了。记得那年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我还看见几个农民在路旁烧着石头。时间进入到1967年时，我们县城里的石头终于全被拉走了，街道上也清静多了。
和石头打交道，当然是危险的。这次扒牌坊，县城共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农民，是爬上牌坊套绳子时，掉下来摔死的；一个是我们学校里一个姓柴的同学，也是爬上牌坊套绳子时，和石头一块滚了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位姓柴的同学，被追认为烈士，用上好的棺木，安放在了县烈士陵园了。那位农民怎么安排的，我就不知道了。
从此，县城里就只有两座孤零零的牌坊了。虽然这两座牌坊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完美，但没有那么多的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完美的牌坊的衬托，也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四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扒了牌坊还不到四十年，神州大地上就兴起了旅游热。单县这个小县城，本来就没有什么旅游资源。现在更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徕游客了。有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平遥的古城、徽州的牌坊时，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说：“咱这里的城墙、牌坊比他们的好多了，当年要是不把那些城墙、牌坊扒了就好了。”
二、破四旧补遗
说是破四旧的补遗，其实和破四旧关系不大，可以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只不过这件事是和破四旧同时发生的。也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好命名，只好称作“补遗”了。
破四旧开始了，我们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热闹了起来。几乎每天上午，各个街道居委会都要绑上一些四类分子去游街。还有不时地从街上走过破四旧抄家的队伍。小县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因此，几乎全县城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就在这热闹的时候，一个新的热点出现了。街道旁不时地出现了一些群众的聚集。有几个人站在路旁，向人群讲解着一桩桩“谋害毛主席的大阴谋”。耸人听闻的话题，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人越聚越多，几乎阻塞了交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件事：演讲的人把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墙上。这是一幅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戴着灰色的单帽，站在天安门上向群众招手的照片。照片上的毛主席慈祥可亲，面带微笑，确实让人看不出什么阴谋来。不少听众疑惑地盯着演讲的人，这张照片不是很好吗？有什么阴谋？
但是，听演讲的人一说，可就不得了啦。没看出来，还真是一个大阴谋呢。演讲的人告诉听众：“你们看到毛主席胸口上是什么东西了吗？是一条毒蛇！拍这张照片的人是想让毒蛇咬死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再看一看照片，还真是这么回事。照片上，阳光从前上方照在毛主席的身上，他伸到前面的手的阴影，正好落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巧合的是，毛主席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是分开的，因此，手的阴影就象一个张着嘴的蛇头，而手臂就象蛇的身子。张着的蛇口，正好落在毛主席的左前胸上。让演讲的人这么一讲解，听众们都相信这是一个大阴谋了。
看到听众们都相信了这是一个大阴谋了，演讲的人就开始揭露各种各样的意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了，讲的是信口开河，听的是毛骨悚然。渐渐地人们都相信确实存在着谋害毛主席的大阴谋，也就更加激起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热情。
至于这幅包藏着大阴谋的毛主席画像怎么处理，演讲的人没说，听众也没有人问。只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家家都在翻箱倒柜，找出这幅画像，悄悄地处理了。
还有的人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杂志的封底上有一幅毛主席在麦田里的画，毛主席的周围都是金黄的麦穗。演讲的人告诉大家，这些金黄的麦穗上的麦芒，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听众们纷纷上前查看，有的甚至拿着笔在麦芒上描画。有的人说，看出来了，是“蒋介石万岁”；也有人看了半天，总是看不出来。我就属于那种看不出来的。但是不管是看出来的，还是看不出来的，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看来还真有人盼望蒋介石回来，夺取我们的红色江山。因此也就更加坚定了跟毛主席干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的决心。
这些演讲的人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反正看他们的穿戴不象咱普通老百姓。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惊人的发现并不是我们小县城的人的发明，而是从外地传过来的。据说，流传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看到人家都能从普通的画像中发现惊人的大阴谋，小县城的人们也动起来了。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们这些学生和个别好奇心重的成年人。）整天对着毛主席画像、书籍、报刊冥思苦想，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大阴谋”。偶而有了一点心得，就赶忙找人讨论。一旦形成了“大阴谋”的结论，就象前面说的那些演讲的人那样，站在路旁向人们慷慨激昂地揭露这惊天的“大阴谋”。
我记得我们单县人发现的一个“大阴谋”是这样的：人们装香烟的纸烟盒，把它从两侧粘合处揭开，一般都可以看到印有几条红、蓝、黄的线条。这些不同颜色的线条，有时印得很挤，压在了一起。有的可以看出是红线条压住了蓝线条，有的可以看出是蓝线条压住了红线条。但是，大多是很难分清到底是红的压了蓝的，还是蓝的压了红的。如果是蓝的压住了红的，就会被解释成为印烟盒的人希望国民党打倒共产党。这样的烟盒就要被销毁；如果是红的压住了蓝的，则没有什么事。为此，有的人只要看到有人抽烟，就要人家撕开烟盒看一看，到底是红压了蓝，还是蓝压了红。好好的烟盒被人强行撕开，弄得抽烟的人好不尴尬。
这样的闹剧，刚开始时还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搞着搞着，人们对此就失去了兴趣。因此，还没有等到破四旧结束，这种揭发“大阴谋”的闹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说起来，这些人在66年八、九月份时，发现了这样的“大阴谋”，还能站在大街上向别人讲出自己的看法来，还是很幸运的。到了67年，《公安六条》公布后，再有这样的“大阴谋”被发现，打死他们也不敢说了。因为如果谁发现了“恶毒攻击”（所谓的“恶毒攻击”是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行为，就只能说是某某人犯了“恶毒攻击”的罪，至于是怎么样“恶毒攻击”的，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如果把“恶毒攻击”的内容说出来，是要和真正的“恶毒攻击”的人同罪的！
三、新村
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喧嚣了一二十天，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烧石头的农民外，县城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照常上班，该上学的继续上学。
我们却没有学可上了。新的一年级已经进校了，我们却无法离校。因为文革一开始，中学就停止了招生，现在我们应该是七年级了。谁也不知道这七年级的课应该怎么上。因此，不少同学就联系到农村去劳动。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时楼新村认识人，可以到那里去。于是，我们俩就找到老师开了个介绍信，一块到时楼新村劳动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反正它在我们单县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历史了。它类似于后来的知青点或者兵团，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城市青年下乡的产物。
单县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有两三万非农业人口。由于当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网点也很少，青年人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县里在农村建了四个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业。
这四个新村分布在县城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东南是杨楼新村，东北是时楼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黄寺新村。离县城最近的是黄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远的是高老家新村，离县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时楼新村离县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学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终于在下午天黑以前来到了时楼新村。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亩地的小农场。周围用杨树和灌木圈了起来。中间有几排平房和一个很大的场院。场长接待了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参加劳动，并说为了表示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点感谢，决定每天给我们补助二斤红薯。然后安排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个大房间里用干草和席子铺上了地铺，住着十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各个学校里来的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