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崩溃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妥协”计划

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12日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与第15次五年计划。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意识到：房地产不景气、地方债务、民间投资低迷、家庭消费疲弱、青年就业恶化，以及对外摩擦加剧等问题。

中国的第15次五年计划是一种《妥协》

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12日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与第15次五年计划。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意识到：房地产不景气、地方债务、民间投资低迷、家庭消费疲弱、青年就业恶化，以及对外摩擦加剧等问题。

但是，关键在于：虽然问题被认识到，但政府并没有真正打算解决，而是依靠财政出动（扩大支出）与政策微调来延后问题。这次全人代所展现的，是“对症疗法式的拖延”，而非真正的经济重建。

（一）2026年的经济目标

中国政府设定了2026年的经济目标：1、经济成长率4.5〜5%；2、城市调查失业率约5.5%；3、新增城市就业1200万人以上；4、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率约2%；5、财政赤字占 GDP比例约4%；6、发行1.3兆元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银行资本补充特别国债，以及4.4兆元地方政府特别债。

中国政府的整体方针是：小幅下调成长目标，但维持以财政出动为主的路线。根据路透社的整理，这是自1991年以来最低的成长率目标，反映出中国在出口依赖加重、外需不确定、通缩压力与内需疲弱等多重负面因素之下所进行的《妥协》。

（二）经济成长率是避免社会不稳定的“特效药”

有评论就指出，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这种“妥协”：财政出动并不是为了治疗中国经济的病理，而是选择：在维持表面成长的同时，继续保留这些病理。对中国政府而言，经济成长率不只是经济指标，更是压制失业、债务、不动产不景气等的负面因素，避免社会不稳定的“特效药”。因此，一旦设定了成长目标，政策就会围绕着如何达成这个数字来调整。

中国政府的整体方针是：小幅下调成长目标，但维持以财政出动为主的路线。图：翻摄自 X@duwen2023

设定高成长以压制高失业率等经济问题

（一）景气对策愈多，债务负担愈重

中国目前的做法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经济成长”，地方政府不断承担债务，导致债务规模持续膨胀。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多以不动产作为担保，但房地产市场正陷入不景气，呆账风险难以控制。结果是，景气对策愈多，债务负担愈重。

（二）维持高成长以保住政权，但却会恶化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IMF）预估中国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为4.5%，但指出中期仍将因通缩压力持续、劳动人口减少、投资报酬率下降、生产力放缓等因素而进一步减速。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陷入一种“维持高成长才能保住政权，但维持高成长又会恶化问题”的两难困境。

在就业方面，情况同样严峻：1、2026年2月的青年失业率为16〜24岁：16.1%，25〜29岁：7.2%。2、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创历史新高。

因此，中国政府提出“新增城市就业1200万人以上”的目标，并强调“就业优先”。但这些数字仅限于城市，农村失业并未计入。

若中国政府选择接受低成长以“排出经济的脓疮”，首先可能引发房价下跌，但更严重的是青年失业率恶化。大量无法就业的年轻人游荡街头，可能使社会不满转化为敌意，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各国经验显示，青年失业率急升往往与治安恶化、社会不安互相连动，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动摇政权根基的重大威胁。

因此，中国政府持续设定偏高的成长率目标，其真正目的并非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压制失业率急升所带来的“街头怒火”。这次全人代显示，经济政策的首要考量不是市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保身。

“扩大内需”政策所暴露出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对于日益孤立的中国而言，摆脱出口依赖、靠内需拉动成长，被视为提升国力与地位的必要途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提高低收入群体所得、扩大财产收入、改善工资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并编列了消费品汰换补助、财政金融基金、医疗保险补助与基础年金增加等支出。

（一）“扩大内需”可能造成“先消费、后反动”的效果

但是，这些政策的核心仍是补助金与信用支持，只能暂时刺激消费，反而可能造成“先消费、后反动”的效果。中国的家计消费仅占 GDP的约40%，比全球平均低约20个百分点。今年1–2月零售额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8%，显示消费复苏乏力，家庭因为对未来不安而倾向储蓄。

（二）要真正扩大消费必须处理结构性问题

IMF的试算指出，如果农村社会支出加倍，五年内可使消费占 GDP比例提高2.4个百分点；如果给予2亿农村移工接近城市居民的地位，消费还能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要真正扩大消费，必须正面处理社会福利、户籍制度、地方财政等结构性问题。

（三）推动改革会危及共党地位

但如果推动这些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将永久增加，并直接冲击与地方政府、建设公司紧密连结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这正是中国政府无法真正推动“家计部门所得移转”的原因。虽然问题所在已被理解，但在“保身”的逻辑之下，党内不可能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对依靠回扣与利益分配维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一旦资金断流，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中国经济的危机

（一）房地产不景气

在谈中国经济危机时，人们常聚焦于房地产不景气。确实，房地产的伤口很深：2026年2月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下跌3.2%，与上个月相比下跌0.3%，在调查的70个城市中有53个城市房价下跌。即使房地产交易受到共产党的严格管控，仍无法阻止下跌趋势。民间调查甚至预测全年将下跌4%。房市低迷愈久，家庭资产受损愈严重，消费复苏也愈加遥远。

（二）民间与外资投资持续萎缩，国企与地方政府填补投资缺口

更严重的问题是民间投资的低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虽增长1.8%，但民间投资下降2.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1.1%，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9.1%。这显示民间与外资投资持续萎缩。虽然中国政府提出“民间经济促进法”支援，但实际上只是国企与地方政府在填补缺口，外资投资更是难以恢复。

（三）地方财政逐渐成为经济成长的阻力

地方财政也陷入困境。2025年财政收入为21.6兆元，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14.7%，连续四年下滑。2026年初土地收入更同比减少25.2%。土地卖不出去，收入减少，但债务利息负担却愈来愈重。政府报告强调要处理隐性债务、改革地方融资平台，因为地方财政已不再是成长的基础，而逐渐成为成长的阻力。

（四）用半统制经济避免“全面崩坏”，但经济活力渐失

整体来看：房地产受创、地方财政疲弱、民间投资不振、家庭消费保守、青年就业前景黯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正逐步走向崩坏。

不过，中国政府仍拥有强大的统制手段：银行控制、资本管制、地方债务展期、行政干预等，这些在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做到的政策工具，让中国能不断调整矛盾以避免“全面崩坏”。这就是所谓“半统制经济”的强项。但代价是，经济整体的活力正在逐渐流失。

（五）出口与高科技的成功正在扩大新的经济扭曲。

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约1.2兆美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初的经济数据显示，出口与工业生产仍在支撑景气，1–2月工业生产成长6.3%，高科技制造业投资也持续增加。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人工智能、先端制造等领域仍具竞争力，因此政府强调“新质生产力”与技术自立。

但是，这种高科技制造业的强势反而带来新的扭曲。中国的家庭消费占 GDP的比例比全球的平均低约20个百分点，反映出其投资比率比全球平均高约20个百分点。国内无法吸收的产能被迫依靠出口消化，出口的成功变成“脚踏车生产”（像骑脚踏车一样，必须不停踩踏才能维持前进，一旦停下就会倒下），加剧了欧美的警戒与贸易摩擦。中国越是在外部市场取胜，外部反弹就越强，“中国包围网”与“去风险化／脱钩”的压力也愈加严峻。

中国政府虽提出“反内卷”政策，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规划在钢铁、石油精炼等领域进行有秩序的减产，但2026年2月的生产者物价仍同比下降0.9%，显示企业间的价格竞争与供给过剩持续。CPI虽因过年因素上升至1.3%，但并非真正的需求拉动型通膨。结果是过度投资与出口依赖的结构持续存在，而导致“大量企业无法正常获利”。

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保习近平成为最优先课题。

在中国经济评论中常听到一句话：“正确的政策大家都知道，但政治阻碍了改革。”这虽然正确，但不足以解释到问题核心。真正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习近平政权连渐进式改革都不选择？

原因在于权力结构的改变。胡锦涛时期的集体领导体制下，改革失败被视为是整个体制的失败；但在习近平集权之下，任何改革失败都会被视为习近平个人的失败。这使得结构改革的政治风险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导致政权更倾向于“保身”而非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