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存款财政化 银行业面临多重风险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陆续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官媒宣称四大银行营收和利润双增，但掩盖了健康指标跌破生死线。并且，小型银行数量快速减少，风险在金融系统自下而上蔓延。中共将民众存款财政化，已经和银行业深度绑定，多重危机已经如“灰犀牛”横冲直撞，而中共要求企业和银行反美国制裁，也把银行业推到地缘冲突风险最前线。下面从三个层面，分析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

中共反制裁 棋差一招

中共商务部5月2日发布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制裁。这是中共首次动用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事件的起因是在4月底，美国财政部祭出“经济之怒”（Economic Fury）行动，针对中国5家涉伊朗石油的化工企业实施制裁。包括恒力石化大连炼化、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鑫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等。美国财政部将这些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

恒力石化并不是无名小卒，作为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营业收入达300亿美元级别。其大连炼厂日加工能力达40万桶，是中国第二大独立炼厂，集团整体炼油与石化业务规模庞大，PTA（对苯二甲酸）产能更居全球前列，PTA广泛用于化学纤维、轻工、电子、建筑等领域。其它四家则是中小型独立炼厂，专门青睐打折的伊朗原油，以维持微薄利润。

中共的禁令仍然很模糊，没有说明任何所谓的阻断措施和强制执行机制。但是，与恒力石化及其它炼厂有业务往来的银行，需要得到中共更明确的信息，否则就处于美国二级制裁的风险中。

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向金融机构发出公开警示，告知与购买伊朗原油的中国炼厂做生意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证实，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的银行发出警告信，如果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将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

此外，中共的禁令还棋差一招，因为美国握有金融制裁的“核选项”。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制裁了20多家俄罗斯大型银行，其中9家银行受到最严厉的制裁，被排除在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之外。

SWIFT是各国结算系统的桥梁，所使用的电文标准格式，是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交流的标准语言。SWIFT也是全球贸易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系统，中共几十年来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赚取外汇，而外贸资金的划转就离不开SWIFT。

银行自身风险凸显

被中共推到地缘冲突风险前线的同时，中国的银行业自身存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很突出，中国A股42家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滑。以实力最强的四大国有银行来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一季度财报透露了实情。

官媒宣称，四大国有银行营收和净利双增长，一季度四大行共计盈利3,050.48亿元人民币，按一季度90天计算，四大行每日盈利共计约33.89亿元。

表面上，四大国有银行好像盈利和不良贷款率看似稳定，但看看官媒没有报导的关键指标，才令人大吃一惊。如果要判断一家银行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净息差是必须重点关注的核心指标。净息差（NIM）是指银行在一定时期内净利息收入与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它反映了银行运用资金获取收益的整体效率。

财报显示，建设银行净利息为1.36%、工商银行净利息为1.29%、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净利息同为1.26%。

按照中共央行下属机构发布的对银行的《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1.8%的净息差是“生死线”，这是对银行维持健康经营、应对坏帐和补充资本的最低盈利要求。财报显示四大国有银行净息差均低于“生死线”，自身状态已经“很不健康”。

账面上看似有利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与中共政府债务之中，包括国债和地方债。以4月末数据看，5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50%，10年期国债约为1.76%；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约为2.19%。中共发行的债券的收益率整体偏低，但在中共的命令下，银行不得不吞下这些“定时炸弹”。

除净息差外，银行财报中通常有一个“关注类贷款”的分项需要注意。按照国际通行的贷款风险分类，这些贷款未被正式认定为不良贷款，但已出现明显风险迹象。这也是银行通过财务手段，人为压低了不良贷款率的方法。例如，农业银行年报披露的关注类贷款就有3,776.15亿元。

根据上述两个指标，意味着中共债务正在被银行系统吸收。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偿付压力上升时，银行需要承接更多低收益率的地方政府债券。这样一来，中共财政的压力便转移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之上，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存款利率将持续下降，银行对民众大额转账、提款等业务的审核更加严格，目的是锁定流动性，避免挤兑的发生。

近年来中国民众多次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影片，表示部分国有银行出现储户“无法正常提领现金”等情况，有储户抱怨自己被刁难、帮亲友取款却领不到钱等等情况，引发关注与讨论。

风险在银行系统由下而上集中

根据中共央行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末，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共计3,112家，较2024年末的3,761家减少了649家，这一速度创下近年来新高。

在中国，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及农村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均必须参加存款保险。因此，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数量减少，意味着作为法人单位的银行及分支机构“消失”。

中共监管机构推动小银行被区域银行或大型银行吸收，从金融学角度来看，这反映出中小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质量恶化的现实，也表明风险正在从下而上进行集中。

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依靠卖地收入和其控制的城市投资公司，利用债务推动城市化和进行基建投资。然而随着房地产危机爆发，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明显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成为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是限制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灰犀牛”之一，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首次提出，并在她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做出具体描述：“灰犀牛指的是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却被忽视的风险。”

中共的债务和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个高度绑定的资金链条：民众储蓄→银行→地方政府→投资。

这就意味着，中国民众的存款成为中共的财政化利用资金。

在经济学研究中，这种模式被称为“财政金融耦合风险”（Fiscal-Financial Coupling Risk）。中共政府债务风险会通过银行系统放大，并最终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